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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研世界杯 | 足球与文学

足球总是能激起无数的争论。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1966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线疑案”、布斯克茨的掩面倒地至今都还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对于历史,这些时刻都只是转瞬一逝,有时这一瞬甚至可以快得让肉眼无法分辨是否真实发生过,但它们所散发的戏剧性魅力仍旧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布斯克茨的“表演”

足球的表面由黑白两色的球皮拼贴而成。这种黑白的分明似乎也昭示了足球运动在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心中的两极形象。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将足球运动的流行归因于“愚昧的盛行”(Soccer is popular because stupidity is popular)。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曾将足球运动看作一种新型“鸦片”,认为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改造社会的事业上挪开,成为各种政治团体角力的工具。然而,出生于曼彻斯特郊区的伊格尔顿还是无力改变他的老街坊们成为曼联、曼城或萨尔福德城足球队球迷的事实。

如果我们将博尔赫斯与伊格尔顿对足球运动发展的批评看作足球表面上那一片黑色的球皮,我们就不能忽视那白色的另一半。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也许就是这些白色球皮中最耀眼的那一片。年轻的加缪不仅喜欢足球,而且还曾作为守门员代表他的大学连续两年斩获地区联赛的冠军。要不是因为身染肺结核,加缪也许还能在足球领域成就更大的伟业。

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加缪曾说:“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很肯定,是足球让我体会到了道德和责任”(All that I know most surely about morality and obligations, I owe to football)。此外,作为哲学家的加缪还曾说过,“生命中的所有哲学都可以在足球场上学到”(All of life’s philosophies can be learn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soccer field)。在加缪的眼里,足球运动显然不再是 “愚昧”和“鸦片”的代名词,而是社会的规范、精神的升华和哲学的源泉。

也许我们无法判定博尔赫斯、伊格尔顿和加缪关于足球运动看法的孰是孰非,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此类针对足球运动的争论将像那黑白相间的足球一样,在历史的草坪上不断向前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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