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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价崩盘时

来源|华商韬略(hstl8888)

作者|张津京

编辑|价值线小精

黎生自杀了。

警察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是他自杀后的第五天。楼宇管理员因为邻居投诉,上门查看垃圾整理问题,发现无人应答恶臭盈门,这才报警。

警察找来房东破门而入时,除了地上一个烧的比较干净的炭火盆,四面门窗都用毛巾和胶带封紧。现场没有找到遗书,但在黎生的上衣口袋里,却找到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和一个银行告知单。

告知单上,银行简单通知黎生,因为房贷抵押价值不足,请他在一周内向银行补缴330万现金,不然银行就要收房拍卖,弥补房贷亏空。

警察依据这一告知单,将黎生的死定性为烧炭自杀。

黎生的自杀案例,最终成为引发2003年7月1日香港街头大游行的32个自杀案例之一。颇为讽刺的是,黎生的自杀,却被当作砝码来攻击他服务超过20年的东方海外船公司掌门家族——董氏家族的长子,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

负资产者

像黎生一样因为房价而悲剧的人们,在香港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负资产者”。

2000年的香港,同情“负资产者”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几乎所有的政治团体,几乎任何一个民意“立法会”议员,一开口就是要解决负资产问题。

1997至2003年,香港楼市最低潮时,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按照彼时香港240万套房产计算,“负资产”者占总购房人口的5%。

在房地产市场,要形成“负资产”其实殊为不易。首先你要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候冲进去,而且要买被“严重高估”的楼盘;其次你首付要足够低,香港房贷允许“二按”,即首付最低只有5%,银行贷款可到房款的95%。

什么样的人,会在“最狂热的时候,用最小的首付买入一手‘严重高估’的楼盘”?一般只有二种答案:重度投机者,或者受人蛊惑的菜鸟。

1997年的香港楼市,为这两类人提供了充分的沃土。那个疯狂的年代,裹挟着像黎生这样的10万多人,一路走入无底的深渊。

全民疯狂

1997年年初,黎生春风得意。太太刚给他生了个儿子,作为董氏家族企业东方海外的员工,开了15年的集装箱卡车的他即将升职。人事部刚找黎生谈完话,他将被调到香港MTL码头,统管150余位集卡司机。

升职加薪,儿子出生,黎生觉得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一间45平米的“公屋”,似乎已无法承接黎生即将腾飞的人生。

彼时,香港楼市的热度,只有泡沫危机爆发前的日本楼市可以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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