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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巴黎

路跑
04-17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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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趟巴黎之后,总想写点儿什么。可是如果写“旅游攻略”,互联网上已经有那么多现成的整套七八十页的精美图文。写游记吧,考虑到自己于巴黎、法国以及欧洲文化和历史知识方面的匮乏,实在是不敢造次。思来想去,还是给大家推荐我带去巴黎的这本书吧,名字就叫做《带一本书去巴黎》。

这是一本结合着巴黎的“名胜”来讲述巴黎历史,尤其是1893年前后那段历史的书。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巴黎那些名胜的渊源及故事,还能够补充像我这样缺乏历史知识的不足。更能够纠正我们幼小时期学习的那些被曲解了的法国“革命史”。

下面的文字都是摘自这本书,版权归属原书籍。照片则都是本人拍摄,放弃对这些照片的版权主张。

虽然在巴黎之外,还有所谓大巴黎,就像北京的三环四环,一圈圈地地漾开,一圈比一圈大,然而,对于游客来说,巴黎比人们想象中的要紧凑。一方面,是由于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可以快速把你带往目的地;另一方面,巴黎的那些“名胜”相当集中。买上一张八十法郎的地铁周票,或是五十五法郎的十张套票(单票八法郎一张),就可以在“二环”之内通行无阻了。这个范围,包括了主要的历史建筑和遗迹。除了远郊的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等,一张二环票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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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不太坐地铁,常常步行,其原因就在于巴黎的紧凑。一般安排得好一些,从住处一趟地铁坐出去,就可以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步行逛上一天了。逛,在这里是令人愉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黎作为一个都市,有张有弛,而且相当整体。这个“城市整体感”和一个巴黎人的名字分不幵,他叫乔治•尤金•奥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

奥斯曼出生在1809年,不仅是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还和拿破仑家族带点干亲。他受过良好的救育,有决断力,有自信心。正当壮年的时候,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这个“伯乐”的赏识下,在1852年到1870年巴黎城市大改建中,担任了主要负责人。

这个空前大改建,使当时的巴黎“焕然一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巴黎,基本上就是1870年以后的面貌。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建筑,是奥斯曼时期留下的。这个巴黎城市大改建,正发生在雨果生活的同期。他曾声嘶力竭地在大改建的高潮中呼吁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声音至今还回荡在巴黎上空。

从雨果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他生活的巴黎城市面貌。雨果是写历史小说的。他写的小说往往远及中世纪。他的《九三年》其实是发生在1793年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作品的描写对象,远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之前,是对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法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

一百年,可以积淀、挣扎、反思而产生雨果。一百年,也足以推陈出新,埋葬一段历史,因而彻底忘却,整个民族并不因为经历了什么而有所长进。巴黎是一个城市,也悬一个历史缩影。踏上巴黎的街石,看着它完整的古都风貌,你会感受到一些他们的历史观。

一开始,我对巴黎古都的“古”,居然还不十分满意。

对巴黎的城市面貌和世俗生活写得比较多的,是巴尔扎克,他比雨果要早半个时期,因此恰恰错过了奥斯曼的巴黎大改建。去巴黎之前,我们还期望着能够在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小街上漫步。可是,第一天登高俯瞰,就知道这个期待是过分奢侈了。在蒙马特髙地放眼望去,假如还不算那一小撮触目的现代建筑的话,看到的就是奥斯曼灰色的身影。我几乎是捂了捂心口,绝望地想,巴尔扎克的巴黎,已经被奥斯曼拆了个精光了。我几乎无法从这个失望中缓过神来,所以最初在巴黎的两天,我一点没有像朋友们在行前向我预言的那样,真正对这个城市激动起来。对我来说,我是带着巴尔扎克时代挑剔的眼光看出去,仿佛街还嫌太宽,墙还不够久远。当然,我后来明白,自己是对巴尔扎克过于钟情了。

我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下,知道了奥斯曼这个名字。所以颇有一段时间对奥斯曼耿耿于怀。此后在巴黎的日子里,我们还不断听到奥斯曼。不少巴黎人对奥斯曼至今咬牙切齿。因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巴黎,已经相当成熟。大量幸存于大革命和战火的古建筑群,却在和平时期被拆得片瓦不存,怎不叫巴黎人一想起来就痛心疾首。

可是,心平静气下来,我也相信人们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奥斯曼也从另一种意义上拯救了巴黎。持这样一种观点的人,质疑的是人类的普遍智慧。就是说,即便没有奥斯曼,历史上的巴黎人是否就有足够的智慧,安然渡过一个古城到现代都市的功能转换?

巴尔扎克的巴黎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昏黄的街灯,适于马车在青色的街石上“嘚嘚”地叩响。巴黎在一个叫做马亥(Marais)的区域,还保留了一部分这样的味道。可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现代生活的来临,都比雨果式的对文化保存的深思熟虑来得要快,尤其是在各个大都市。

汽车一旦出现,人们立即就不肯坐马车了。直到人们被无止境追求的高速逼得精神恍惚,才在大都市唤来怀旧的马车,在偶尔的享用中,抚慰自己在失速生活里飘摇无着的心灵。在马车向汽车的转换中,原来的街路根本容不下汽车的疯狂流量。这是一场加速涤荡原有文化的暴风骤雨。

拿破仑三世不是在异想天开,1850年左右,世界已经在面临一个变化。当时的城市人口普遍都在那里翻番。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保留旧城,在外部重建一个新巴黎,另一个就是奥斯曼的做法。假如在今天的人类文明发展水平上,眼前还有一个巴尔扎克的巴黎,或者一个中世纪巴黎的话,大概铁定就是第一个方案。可是,不仅因为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而且巴黎还是第一批首当其冲开始遭遇近代化发展的都市。几乎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于是,今天有人会说,早晚反正要拆的话,还是早拆的好啊!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奥斯曼以外的大巴黎,就明白了。奥斯曼以外,就是现代都市的造法。现代人已经失去对建筑精雕细琢的时间和耐心。许多现代建筑师更失去了为维护城市整体面貌而放弃凸显自己个性的历史责任感。所以,奥斯曼之外的现代大巴黎,是巴黎的一个粗糙的外壳。它不是在原来巴黎的风格上延伸,而是匆匆在一个艺术精品外面,套了一个现代箩筐。

现代建筑师是最强调个人风格的,而水平却参差不齐。当这样一个群体一哄而上,效果可想而知。建筑师的个性作为一个职业要素,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定论了。人们已经忘记,城市作为一个完整作品,最需要的是什么。在完整的奥斯曼的巴黎中心城区,凡是要增加一栋建筑,只驀稍微诚实一些,你都必须承认,建筑师只能在这个时候放弃自我表现的强烈愿望,而是做一个“织补匠”。使得自己增加的那一部分,天衣无缝地“织补”进这个城市的整体景观。可是,如今,中世纪手艺匠的职业道德和品质观,早已随现代风潮席卷而去。

所以,巴黎人想,假如奥斯曼没有做,而古巴黎又无法避免拆除。只是拖到了最后一刻,汽车疯行,不得不拆的时候,撞在一群五花八门的现代建筑师手里,岂不更糟?

这个说法,含有两个直接意义。

一是时间问题。拆得越早,在文化心理上,和原来的年代就更为接近;和原来的古都巴黎在艺术风格上,就必然更有承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还是幸运的。它撞上了雄心勃勃的拿破仑三世。所以,改建相对发生得比较早。另一个意义,隐含着对奥斯曼的正面评价。奥斯曼的时代,汽车还没有真正成为现代汽车。

汽车还真是法国人发明的。1769年,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卡诺就造出了第一辆轮蒸汽汽车(那时才叫汽”车!)而现代意义的由汽油机发动的汽车,是在1885年才由德国人本茨发明建造,跑上大街。那时,巴黎已经是奥斯曼的“大街”了。即使在今天,这个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巴黎大街,仍然能够适合现代生活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不佩服奥斯曼对尺度的把握。虽然,我们猜想,当时的奥斯曼心里的尺度,可能只是适合拿破仑家族口味的“皇家派头”的尺度,而不是高瞻远瞩的“现代”尺度。但是,它至少是歪打正着。而“皇家派头”,“贵族风度”和“英雄气概”,是砍了国王和贵族们脑袋的巴黎人,始终引以为荣的。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假如我们愿意放弃对巴尔扎克街景不切实际的迷恋,那么,奥斯曼留给我们的巴黎,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有历史承袭的。那凝重的灰色调;那个体略显单调,聚集在一起却有浑厚雕塑感的城市整体;那些纪念性建筑、林荫大道、小广场小花园形成的浪漫的文化氛围,都有一种特殊的巴黎味道。更何况,奥斯曼还是尽他的可能保存了一批中世纪的古建筑。看过马亥老区,我们更明白,奥斯曼在重建形成巴黎重要景观的居住建筑时,完全延续了以前的老巴黎的风格。

使我们迷上巴黎的,是西岱岛(ÎleDeLaCité)。西岱(LaCité)的在法语里,是一个区域的意思。比如说一个大学的宿舍区,也会叫LaCité。感觉就像和英语中的城市(city)一词同构。事实上,最初的巴黎城区,也就是从西岱岛开始的。

其实,这是塞纳河中两个相近小岛中的一个。在西岱岛近旁,还有一个更小的岛屿,圣路易岛。两个小岛由一座小小的圣路易桥相连,非常精巧地镶嵌在塞纳河中。

塞纳河是巴黎的幸运。它不宽,也不窄。河水静静地、和缓地流淌。我自从知道巴黎由西岱岛而起,脑子里就一直有一幅巴黎诞生的图画:那时的塞纳河两岸,一定还是绿色的荒原。可是,就在绿野之中,在一片片野花之中,流过了塞纳河。河中的小岛就是初生的巴黎。石块垒起的住屋和小街,围绕着一个小小的教堂和它前面小小的广场。环绕着巴黎的,是一泓清流的塞纳河。由于小岛的介人,河水在这一段变得揣急起来。河岸上是绚烂的野花,也许其中就有紫罗兰和薰衣草?在绿色和紫色粉色的眩晕中,站着一棵棵苍郁黝暗的古木。它们疏朗地、孤独地散落在塞纳河岸。冬天展示着忧伤和力度,舂天变得柔与天真,就像一个个卫护婴儿巴黎的骑士。越远离河岸,它们的数量越多,在远处在天际,就茫茫苍苍地连成一片参天古森林了。

今天的巴黎已经是一个大城市,可是,西岱岛依然是它的中心。如此精巧的一个小岛,却有九座桥,与两岸和圣路易岛相连。其中包括一座巴黎最古老的桥。它在西岱岛的最西端,贯穿南北两岸,是在四百年前的1607年落成命名的。那是一座石桥。说是最古老,是因为比它更古老的桥都已经消失了。这从古桥的名字就可以猜到,直到今天,它还是保持着当初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给它起的名字,“新桥”。和新桥相对的西岱岛东端,紧挨着南岸,就是神话一般的巴黎圣母院了。

和巴黎圣母院相隔塞纳河的大街,沿街一溜的咖啡馆。巴黎咖啡馆的座位,总是室外的更多。也许是巴黎的街景太诱人,室外的座位总是一致地面对大街。在这里,就是面对巴黎圣母院了。这一段河道被西岱岛挤得很窄,大街和圣母院的广场,又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所以,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坐在圣母院小广场的外围。塞纳河恰如其分地隔开了广场上的游人和喧嚷,又没有将圣母院推得太远。难怪那里的咖啡馆几乎永远是接近满座的。

(这个是塞纳河左岸,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并不是面对圣母院的地方)

当然,巴黎圣母院是历史悠久的。1159年,它在苏利主教(BishopdeSully)的委托下筹建,在1163年被放下第一块基石,一场大规模的建造就在一个罗马神庙的遗址上开始,营造过程绵绵历时两个世纪。它也是建筑史上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一个重要实例,无数中世纪建筑师和手工艺家在其中倾注心血。它沉稳地在西岱岛上屹立了近千年,自然还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1422年,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晃。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也在这里加冕,这一历史场景被记载为一幅巨型油画,至今仍是巴黎卢浮宫的珍贵藏品之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的巴黎人砸毁了圣母院外部石雕圣徒们的脸部。以致在十九世纪巴黎圣母院不得不做全面重修。现在我们看到的精美石雕,就是十九世纪重修的结果。原来那些被毁容的中世纪石雕原作,我们只能到距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中世纪博物馆(MuséedeCluny)去寻访了。它见证了旧制度,经历了革命,也扶上了革命以后的第一个皇帝。

巴黎圣母院无疑是西岱岛最具有魅力的地方。我们每天不论去哪里,最后总会不由自主地转回西岱,转到圣母院前的咖啡馆外。一人交出十个法郎,或者十二法郎,以一杯长久的黑咖啡,结束这一天的出游。巴黎的咖啡其实和功人茶一样,只有浓烈的一口。我们要上一杯,只是为了合法地在圣母院前面占领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我们坐着,直到夕阳西下,直到晚霞在圣母院白色的石墙上涂抹黄昏。然后,摇着头说,这真的是它吗?我真不敢相自己的眼睛。

然而,巴黎圣母院的魅力,不仅来自于它的年代久远和它在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仅来自于它异乎寻常的阅历。它至少有一半的魅力,是来自于一本同名小说。是,我们在圣母院再次与维克多•雨果相遇。

“巴黎圣母院”对我们来说,先是一部书名。然后,是一个由石块砌成的古老教堂。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和我们一样,被巴黎圣母院所吸引,其中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读了雨果这部以圣母院为场景的小说。是雨果给这个石头的建筑注进了血液和灵魂。

我们坐在这里,没法不看到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在圣母院的台阶前飘然而过,身后紧紧跟着那头智慧的山羊;我们没法不听到卡西莫多在钟楼敲响的钟声,钟声撞击着所有人的心灵,在夜色中震荡;我们没法不感觉到,月光下,神父那阴郁的身影,在圣母院的顶层,裹挟着黑暗,一步步向前逼近;我们也没法不去想象,当年的雨果,如何用手摩挲着圣母院一块隐隐刻着“命运”二字的石块,心里波澜壮阔地展开了不朽的颂扬人性的漫漫长卷。

今天的巴黎圣母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仅供参观的历史遗迹。和巴黎几乎所有的其他中世纪教堂一样,它今天依然在正常使用。千年来,只是在革命和战乱的时期,有过短暂的关闭。其余的日子里,它们的钟声每天定时敲响,弥撒定时举行。白天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把自己隔绝在教堂里,把世俗世界暂时拋开。

在这里,纵然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是,即使不在举行弥撒的时间,你也同时能够看到,不断地有这样一些人进来,他们在额头点上圣水,在胸前画十字,在祭坛面前点燃一支蜡烛,然后静静地坐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里,进入宗教氛围。这时,他们开始和上帝对话,从宗教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慰藉,汲取精神力量,在内心得到一种提升。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令他们有勇气持续下一段世俗生活的重要精神驿站。最后,他们离开座位站起来,对着圣坛上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轻轻行个单腿的屈膝礼,在胸前又画上一个十字。就结束了这个简单的个人宗教仪式。此间一个人心灵的感受和变化,我就不去尝试用语言文字描绘了。

失去宗教功能的古教堂,就只是一个被历史拋下的艺术躯壳。而持续千年至今不断的宗教活动,使得巴黎圣母院依然是巴黎圣母院。

假如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巴黎和外省的划分,倒确实很有道理。

欧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是没有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的。其实亚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再去细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国的几百年殖民史罢了。不想也是对的,因为历史形成的现实永远是对的。我们今天,假如对历史上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够处之泰然,那么,在处理历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应该更冷静地去思考和理解,更有历史感地处理和对待。

在历史上,法国是一个没法算细账的地方。原来都是一个个小地盘,可是罗马帝国兵士们,哗哗地随着恺撒,如潮水般地涌来,谁也挡不住。一块块小地盘就被潮水扫进了大罗马帝国。恺撒神气地来到这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巴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扎下营帐,就成了高卢总督。罗马式的大剧场和浴室,就在这里渐渐盖起来。那个罗马浴场的遗址,就是今天的巴黎中世纪博物馆。过上一阵,历史一个拐弯,罗马人又呼呼地如潮水般返去。土地就又皲裂开来,原来的格局不可能回复,只能分裂成另一番的景观。经过匈奴的冲击和分分合合之后,北方的日耳曼人又横扫下来,被这一波潮水所漫漫淹没的面积,几乎又是一个罗马帝国的规模。所不同的是,当家人已经完全不同,这一次是所谓查理大帝国了。

这还远不是最后的局面。查理大帝的儿子一死(公元840年),三个亲兄弟的继承人立即开仗。结果是查理帝国又一分为三。兄弟三人各持一块。北边的大致是今天德国的疆土,南部的一块相当于今天的意大利,西面的就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法国了。这还只是在古地图上的亲兄弟分家产,远不是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此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整个欧洲大部被卷入,人们疯了一样精神亢奋地向东而去,又傻了一样疲惫颓丧地原路归来。几个反复之后,那脚下轮番践踏后的土地,怎么可能还是原来模样?

这样的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维方式,在欧洲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久久埋藏。就拿法国人来说,连“大革命”都经历过了,这样的古代理想,照样在拿破仑时代死灰复燃,烧遍欧洲。

从十字军东征,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复杂,还不仅仅在于各片大小领土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戏剧化演变。它还有其运行的双重轨迹,那就是与王室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发展的宗教线索。政教两路合二为一,这样的纠合缠绕,使得所有的人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吃尽苦头。有权力的分合消长,还有教会领土和王室土地的纠纷,更有宗教战争对世俗生活的冲击。政教的纠葛是复杂的,其后的宗教派别之争也是复杂的,就连天主教在欧洲呈现压倒优势的时候,教廷本身都是复杂的。

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释放了当时在伊夫堡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就在这一年,路易十六还找了一名建筑师,要他提出一项计划,内容就是怎样拆除巴士底狱。确实,当时这个监狱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如此一个庞然大监狱,始终只关押了极少的几个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时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论是谁,假如平心静气下来,都会承认,在巴黎这样一个大都市,在它的头号监狱里,只关了七个囚犯,这在数量上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证据。

旧制度,和即将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个转接的过程。在质变这一点的前后,它们在某些外观上的差异,可以并不显得天差地别。就像人们打开巴士底狱,发现里面只拘押了七个人一样。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在革命之后,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狱之后,发现这七个人又在什么地方犯了事,结果,就又要盖起一座监狱,把他们重新关进去。那么,两个制度的差别在哪里,监狱和监狱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在同样七个囚犯被再次关进另一个监狱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狱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先贤祠聚集了法国的众多思想伟人,就像圣丹尼大教堂是历代法国王室汇聚的地方一样。可是,它们却还不是巴黎最辉煌的墓葬。巴黎最夺目的金顶,是覆盖在拿破仑的灵柩之上的。

去拿破仑墓葬,我们总是先坐地铁到凯旋门,那是造访拿破仑光荣的起点。以凯旋门为中心,射出十二条宽宽展展的大道,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就是这十二条大道中的一条。这个规划设计,就是由奥斯曼在拿破仓三世,也就是小拿破仑的时代完成的。可是,凯旋门本身与小拿破仑无关,这是一座和“老”拿破仑有关的战争纪念建筑。

那是发生在1805年12月,历史上著名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刚刚加冕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亲率法军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两个军团,—个由鼎鼎大名的库图佐夫将军率领,而另一个军团的将领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从两个国家的皇帝亲自挂帅出征,可以想见,虽然法国已经经历了大革命,一些最基本的旧有观念却并没有打破。那依然还是一个崇尚征战与征服的尚武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征服者依然是英雄的代名词。大革命激扬起来的爱国主义,反倒是给征战增添了燃料。“博爱”的关怀至少还没有扩展到法国的疆界之外。

奥斯特利茨是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村庄,这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战斗中,近九万人的俄、奥军队,死亡达一万五千人,七万多人的法军,有近一万阵亡。在奥斯特利茨山坡下的小小平原上,尸横遍野。两万几千具尸体旁,是几万个在伤痛之中呻吟、在濒临死亡中呼号的士兵。可是,拿破仑带领的法军是胜利者。大规模死亡的惨象,战场上的幸存者们已经声空见惯、熟视无睹。他们依然狂热地向他们的领袖拿破仑欢呼。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向他的士兵们发出许诺:在国家所需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将在凯旋门下荣归故里!”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就在巴黎的这个地方,安放了凯旋门的第一块奠基石。

三十年后,待到这个高达五十米、有着精美浮雕的拱门,在1836年完成的时候,当年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已经在他的流放地圣海伦那岛上,去世整整十五年了。

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笔直走下亲,就可以遇到协和广场、杜勒里花园、卢浮宮这样一系列视野宽阔的空间。在中途还会遇到为百年前的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巨型展厅:大宫和小宮。从两宫中间的大道向右而去,经过拄着手杖蹙着眉头急急前行的丘吉尔的雕像,又直直地接上了塞纳河上最金碧辉煌的大桥:亚历山大三世桥。顺着大挢望去,在绿化得很舒服的宽阔广场之后,就是门口着一排大炮的荣军院,而后面拿破仑墓的穹隆顶,哪怕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都照样闪着最耀眼的金色光芒。

我们顺着这条线路走过几次。感觉中辦这是最能代表巴黎旅游景点的地方了。你可以想象,巴黎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是多么寸土寸金。可是,它却不是拥挤、难以透气的感觉。一方面,塞纳河的委宛穿越,从东向西,带来一阵阵清新爽人的风,另一方面,巴黎人会永远地留着法西古都的象征——那些大都市中一个又一个、以艺术在点缀、以历史在丰富着的,奢侈的大空间。

-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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