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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学人
04-17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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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马晓河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以后世界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行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挚肘,不消除这些挚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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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在结构转型过程的压力和需求结构调整困境

回顾过去30多的发展历程,中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我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较难克服的国内体制和政策困境。

(一)中国加快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第一,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第二,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 in 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二)中国调整需求结构遇到的困境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条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条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先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首先,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在1995-2010年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见表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24.3%。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会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1998年来,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亿元,增长了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了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了,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就是说,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其次,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9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从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2/5(见表4)。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见表5)。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占人口的12.1%,按照亚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每人每天消费2-20美元计算,扣掉底层中产阶级,中国也只有38.8%人口算中产阶级。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关键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利、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我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再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什么时候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边缘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落后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我国2009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6.16%。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我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我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三、在结构转型过程的产业结构调整困境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产业要想从低端向中高端方向转化,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产业结构层级尚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的产业结构,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见表6)。在此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四方面问题:

(一)从农业看,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工农业发展差距大。由于土地资源非农化步伐加快,劳动力非农化步伐缓慢,为了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取得最大收益,农民只有不断增加物质投入,最终造成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收益率下降。面对收益率下降,农民没有能力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而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又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当中央政府的公共投入增长无法满足农业发展需要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滞后。但问题是,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农业不实现现代化,是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

(二)从第二产业看,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着明显的结构虚高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利用规模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制造业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微笑型曲线”的中间,而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没有比较优势。根据实践经验,处在“微笑型曲线”两端的产业环节,获取的附加价值和利润都较高,而处在“微笑型曲线”中间的产业环节,只能赚取很少的加工组装费用,利润率非常低。由于我国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大量产业只能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企业很难获得高附加值、高利润。要想获得较多的附加值和利润,只有靠扩大规模或压低劳动工资。但在美欧国家对中国需求下降、国内工资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

二是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无“芯”。要想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向产业链的价值高端发展,就必须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目前制约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我国制造业产值总量规模占全球的14%,而研发投入仅占世界0.3%;第二,缺乏高端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数量相对较低。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远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第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创新动力不足。在产业技术方面,目前我国炼油工业80%的技术装备依靠进口,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以及手机、DVD、数字电视等消费电子领域的芯片都长期依赖进口,高档数控系统国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1.5%,国产系统软件和基础软件市场占有率仅为5%,生物医药95%以上为仿制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更大。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缺“芯”,关键技术环节依靠国外,使得中国将大量产业收益让给了外国。

(三)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从总量看,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下,农民难以进城落户,使得人口无法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当城镇人口不能集聚到一定规模时,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上不去,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需求空间。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率如果不超过60%、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达到60%以上,是难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从内部结构看,由于制造业两头在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国外,又造成国内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和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支撑产业结构转换。

(四)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产业结构提前、过度进行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以能源消费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从14.5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2.5亿标准煤,增长了123.3%,其中工业耗能由10.38亿吨增加到21.92亿吨,增长了111.2%,工业能耗量占全社会能源消费了比重由71.3%升至71.48%,对全社会能源消费的贡献作用在上升。在工业中,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8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能耗的70%左右。这显示出我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污染排放多的矛盾突出。由于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目前,中国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是,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能否实现以较低的能源需求和较少的环境污染,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升级。

目前, 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完全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其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一)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中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显然,当年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模式不可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由向市民社会转型。

(二)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第一,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他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穷人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第二,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还包括2.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5到10年,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第三,要着力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一是政府要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他消费成本;二是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三是健全落后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凡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欧许多国家达到70%以上。因此,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除了推进城镇化之外,还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环境,既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大规模,又支持服务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要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商务服务业更快发展。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铁路、航空、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尽管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今后,为了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在农业发展方面,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残留、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今后,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向关键产业领域投资,向研究开发投资,向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用3-5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是应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积极改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给比重,鼓励向高效可持续能源领域投资,支持绿色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扩大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的供给总量。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抬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我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地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了实现向“三多型”社会的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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