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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力促国家现代化(下)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既要维护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也要注重选择和做大做强基本社会政策项目,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治理能力】

□贡森

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均等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元素

日本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启各自基础教育上的均等化创新。和许多发达国家类似,日韩两国的中小学生大多被安排到邻近的公立学校就读,然而两国的教师分配机制又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多数国家,通常采取的是一种教师增量均衡方式,也就是将新招优质教师更多安排到落后学校。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采取更积极的方式,使不同学校的教师质量分布得以均衡。两国都按照一定规则定期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跨区域调配,学校间教师轮换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政策,其实施也是非常透明的。

在国际标准化测试中,日本和韩国初中生成绩十分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基础教育均等化政策。就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得分来说,日本和韩国学生一直处在国际排名的前列。虽然近些年来两国学生表现被上海地区学生超越,但就学校间和学生间平等性而言,前者仍然要比后者好得多。在日韩两国,一些人质疑高中阶段的教育均等化政策,但几乎没有什么人质疑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均等化。比如,一些韩国精英人士认为,高中阶段均等化制度提供的标准化教育,有损师生们的发展,不能满足学生们的差别化需求,扼杀天才学生的才华。针对这些担忧,韩国为天才学生发展设立了一些额外通道,或者对一般性的均等化政策作出一些例外性规定。虽然1990年卢泰愚总统试图废除高中阶段均等化政策, 但是多年来75%以上的韩国学生家长一直支持保留这一政策。

像韩国学者(Zheng,2012)认为的那样,从物质资本经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建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日本和韩国都缺乏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的发展对这种短缺起到了补偿作用。而且,基础教育均等化政策可以促进社会信任与社会和谐,因而能增强社会资本(Fukuyama,1999)。此外,教育均等化政策可促进社会公平。在制度建立之初,30%的韩国检察官毕业于5所高中,到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0%。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将收入不平等保持在较低水平,教育均等化政策可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化国家一般都选择合适的社会政策项目,并藉此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同Mann(1984)所述,成功国家的控制性权力会下降,而基础性权力会上升。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干预大众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把国家决策付诸实际的转化能力。按照Fukuyama(2013)的定义,基础性权力包括国家登记人口、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社会政策与这样界定的基础性权力的所有要素都有联系。它要跟踪目标人口、动员资源和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因此,社会政策与国家构建之间存在天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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