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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68篇论文及23次讲话分析,一文读懂中国经济格局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02-15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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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报告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在此与大家同读,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刘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解刘鹤的经济思想,对我们预判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导向有莫大意义。

太平洋证券《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报告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在此与大家同读,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通过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学习,得到以下几点心得: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展开剩余98%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从而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今年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

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而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而资本市场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正文: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我们通过梳理刘鹤发表的68篇论文以及23次公开讲话,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图1是我们梳理的论文及讲话中所展现的经济思想脉络,全文观点梳理也将以结构性问题及金融风险治理两条主线展开。

图1:刘鹤经济思想发展结构图

一、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

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

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二、关注危机,积极应对,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本部分主要谈及刘鹤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首先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作客观描述;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爆发原因,以便更好的进行经济形势预判,刘鹤牵头央行等多部门人员进行了“两次全球危机比较”的深入研究(2010-2013年),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刘鹤在2008年发文提到,我们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

他指出,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第一,美国消费减少对我国出口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价、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

刘鹤认为,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我们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情况要制定应急预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

(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年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政府意识到,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

(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预判形势

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经济环境既重要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历史是最好的办法。基于此,为更好的判断风险、应对危机,2010年开始,刘鹤牵头的中财办课题组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就是对两次危机进行对比。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刘鹤曾介绍其中间研究成果,就两次经济危机的三个背景和三个结论做分享介绍。

三个背景:

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

二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

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个结论:

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新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我们对此要深入理解和思考。

之后,在2013年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

危机的共同点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政策性思考

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刘鹤课题组主要提出3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对比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结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三、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几点学习心得

(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

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要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可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年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

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 “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早在2000年,刘鹤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推荐“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同时,他也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垄断。发展新经济,就是希望最优秀的资源配置于这个领域。但若存在行政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于低效部门。进而造成“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以此思路来看,打破金融业及制造业的垄断势在必行。“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鼓励制造业领域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以激励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四)“长牙齿”的金融监管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而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短期内外科手术式金融监管使资本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状况,金融业已明显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同时带来了实体经济债务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而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国家负债率/GDP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宏观杠杆水平低于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略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从分项来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排名靠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则在排名中位列第一。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高企,一部分缘于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快速积累的债务;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代地方政府借债而产生的债务累积。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无序输血高杠杆企业的行为以及地方政府软约束下的债务风险。由此,降低企业杠杆需要要求对商业银行表外转表内的监管未来难以放松。不能低估政府金融监管的决心,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银行业务回归表内,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必然下降。增量资金边际增速趋弱,而对应的是商业银行表外回归表内过程中,除表内贷款对接外,股票与债券市场则需扩容以接纳剩余融资需求。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资本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来源:太平洋宏观

作者:肖立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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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2018年中国经济政策最新预判

“西方有声音认为中国近一年将爆发金融风险,这个判断可能会落空。中国只要决策层清醒,资源配置能力还是很强的。”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EMBA教授魏杰为后E企业家同学们带来了《宏观经济及金融形势与预测》的精彩课程。课堂内容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诙谐幽默,干货满满,值得一读。本文根据课堂内容整理而成。

很高兴今天有时间做一些沟通,现在谈中国经济的未来不能不涉及到十九大。因为十九大对中国目前时代的特征做了一些判断,提出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强起来的时代。

按照决策层的共识,我们经历了站起来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富起来的时代——邓小平时代;现在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习近平时代。

强起来的时代

所以现在大家注意未来提法,按照时代划分,现在定义为强起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三个具体时间节点:

第一,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差不多还有三年时间;

第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三,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所以强起来的时代分为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节点。

我估计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可能充其量看到基本完成现代化的时代,而你们在座的都能够看到现代化强国。

三个时间节点清晰了,怎么样实现强起来?分三个时间节点的任务,十九大的报告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大家注意,十九大报告已经不再提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而是五个全面,就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生态上。强起来的时代实际上是三个时间节点五个方面运作,已经不简单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

当然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只能讨论经济上的问题,就是在强起来的时代,经济上怎么办。

有一个总体提法,就是按照新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现代化经济体制。这个强起来的时代,中国在经济上按照新的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上的核心问题。

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制?

现代化经济体制包括五个内容,一个是实体经济,一个是现代金融,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全方位开放。

这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因此十九大之后就按照这个安排来推进。所以经济上实际是五大问题:实体经济、现代金融、技术创新、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

但是今天我想主要讨论一下2018年和大家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现代金融。

先讨论它的原因是因为2018年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是防范金融风险,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开完了之后已经明确“2018年的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就是防范金融风险。

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十九大报告对现代金融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活动离现代金融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要继续推动现代金融体制的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五大问题。

第一,就是银行改革。

银行改革还没有完成,继续推动银行改革,比如市场化、股份制银行,放开民营银行等等。

第二件事就是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要继续放开。

因为以银行融资为主的体制,社会杠杆率会很高。只有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普遍降低社会的杠杆率,像各类投资公司、各类基金、各类保险公司等等要继续放开。

第三项任务就是外汇改革。

我们还没有完成外汇改革的任务,原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这些任务都没有完成。尤其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更没有完成。

第四项任务就是资本市场改革。

资本市场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比如说我们提出来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再比如说上市要从审核制变成注册制也没有完成。所以资本市场改革仍然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要继续推动。

第五项,就是放开金融服务业。

这次大家看到了,十九大给放开金融服务业定的任务很重,就是要让外资进入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再受控股20%的限制。外资进入银行、信托、基金、期货等等,可以达到控股51%,就是可以绝对控股,而且绝对控股运作5年之后还可以取消上限,要全方位放开中国的金融,这项改革仍然持续进行。

防范金融风险

现代金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是十九大政治报告里对于现代金融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2018年的重点问题。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决策层对于未来中国风险的判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认为风险来自于增长,增长一降可能就出问题,所以,一直提保增长、稳增长。

但是,从2016年开始,决策层对于风险判断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未来风险不在增长方面,主要在金融方面。

所以逐渐在调整风险判断的重点,最终确定了我们未来风险的主要爆发点是金融。所以提出来防范金融风险。2016年开始讨论不能爆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十九大报告把区域性去掉了,改成绝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成了未来工作的指导方针,未来中国的重要问题就是绝不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成了2018年之后三五年内,决策层在整个宏观经济上面的主要任务,那应该怎样防范?

从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来看,金融风险往往在五个方面爆发,中国决策层防范金融风险也提出了五大对策。

1、抑制资产泡沫

什么叫做资产泡沫?就是指资产价格涨得太快了。中国统计资产价格只统计两种,一个是股票价格,一个是房价。

这次中央所提出来的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房市。

因为目前分析来看,中国在未来三五年内股价不可能涨太快,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尤其不会出现泡沫。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已经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哪一只股票的价格在什么地方出现异常波动,随时可以发现,而且中央这一次已经决定,要对少数控制建立金融王国的人动手。大家注意这个提法是第一次提的,对少数建立金融王国的人要严格控制。

所以这种条件下,我们估计股价涨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

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场外配资非常关注,中国股灾发生都是因为场外配资引起的。

2016年跃跃欲试进入的资本就是保险资金,引发了一些风波,处分了几家保险公司,现在保险资金可以入市,但是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价值投资,你只能搞价值投资不能控股上市公司,不能随便调整上市公司领导班子。第二,长期投资,不能今天进、明天出。

第三个原因,现在的IPO速度很快。最快一个星期十家,一般是每个星期四家左右,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价拉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IPO进行的条件下,几乎是慢牛。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我们判断未来的股价基本上是一个慢牛缓慢上升,所以抑制资产泡沫的重点不是股市而是房市,要防止房地产的泡沫破灭,引爆金融风险。

现在决策层对于房地产极其担忧,担忧房地产是未来中国的黑天鹅事件,对房地产泡沫的警惕性非常高,所以这次抑制资产泡沫重点是房地产

监管主要关注一组数据,就是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如果住房供给过多,超过刚性需求了,比如说平均每家五套房,泡沫就破了。李嘉诚先生讲的一句话很对:

“中国大陆如果继续盲目地盖房子,十年之后中国房子根本不值钱。”

房子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可能经常出现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因为房子必然引发另外两个属性,一个是金融属性,一个是投资属性。两种属性必然引发两种需求,一个是投资性需求,一个是投机性需求。所谓投资性需求即是买房子为了收房租,投机性需求就是为了炒房价,两种需求拉动了住房供给,就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形成泡沫。

一旦住房供给过多,超过刚性需求,泡沫就被刺破了。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就是这个原因。日本房地产泡沫形成于1985年,1990年被刺破,就是因为住房供给过多,超过了刚性需求。

日本为什么在1985年形成房地产泡沫?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大家一下子不知道投资什么了,这个时候银行就找有钱人,说你们买房、买地,买地之后抵押给银行,我按照你们的抵押数量放贷70%,你们还可以继续投资。这些有钱人买房、买地,抵押给银行,不是为了刚性需求,而是为了投资和投机性需求,这种需求拉动了住房供给,最终超过刚性需求。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1985年美国要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政府签署了广场协议,广场协议里关键的一条就是日本政府承诺“未来五年内日元每年升值5%”。这一条规定就导致了大量外资涌进日本,外资到日本发现没有什么好投资的,结果也是买房、买地,最后投资供给超过刚性需求。

第三个原因,1985年日本修改了建筑法,规定可以把旧房子炸掉,盖新房子。这一下导致住房供给大规模出来了。过去房子一层,现在炸掉盖80层,住房供给大规模产生。

1989年3月份,日本精英害怕了。他们建议日本政府赶快紧缩,日本政府在89年6月份开始紧缩,没有想到股市泡沫刺破了,导致了上市公司亏损,上市公司为了不亏损,大量卖不动产。

紧接着日本在89年的10月份,出台了一个税,就是房多的个人要交税,这一下,导致房多的个人赶快卖房子。

三大力量向市场抛售房子,泡沫刺破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对于房地产税这么谨慎。

中国泡沫刺破后果比日本可怕多了,因为中国人财富的63%表现在房产。

所以现在很为难,这个泡沫不能继续吹大,也不能现在刺破。如果继续吹大,未来很麻烦,现在刺破也很麻烦。所以抑制资产泡沫,抑制的意思就是不能现在刺破,但是也不能继续吹大。

我们提出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就是既要推出中短期政策也要陆续推出长效机制。中短期对策就是两条:

第一条,严格限制投资性需求与投机性需求。就是我们讲的限购限贷,一线城市每家买两套,这是刚性需求,再买就是投机性需求了,要严格限购限贷。

第二条,就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就是不能继续盖房子了。

怎么样约束?

一条对策就是控制开发商的融资通道。

你可以盖,必须拿你的钱盖,不能拿银行的钱盖。2018年将更加严厉,无论银行借债还是发债券都会严格控制。

另外一个约束行为就是控制新房价,现在房价上市都要政府审批,地价高于房价,你还盖不盖?这个现象已经产生了。

另外2018年将推出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就是租售同权、共有产权、房地产税,还有调整一线城市的空间布局等等都叫长效机制,2018年将陆续推出。租房子孩子一样可以上学,学区房就没有意义了。房地产税的问题已经明确提出来,收税标准按照现有价值征税,不是按照原来买房子的价格,这是一个信号。这个税没有三五年出不来,但只要定下来进入立法程序,效果就出来了。

还有调整一线城市的空间布局,所谓的雄安新区是要调整北京发展的空间布局。北京如果继续这样集聚资源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城市病。

2010年讨论过北京要不要迁都, 2017年三月份决定不迁都,迁北京非首都功能。

什么是非首都功能?首都功能有四件事,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国际交往中心,一个是文化中心,一个是科学创新中心。四条都叫首都功能,除此之外都叫非首都功能,就要搬向雄安新区,比如说经济部门,经济中心不是首都功能,中国强调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早迁比晚迁可能好一点,还有一点优惠。

再一个教育中心不是首都功能。北京市正式宣布,北京不再批任何民办性大学,现有大学严格限制招生规模,逼着你走,因为高校一旦走向市场,没有规模效应是不行的。北大、清华可能不会迁,但是一寸土地都不给了,不能在北京扩大规模了。清华、北大校园里面盖楼很艰难,拆一座盖一个。

再一个就是金融中心不是首都功能,这一堆金融机构放在北京干什么?

医疗不是首都功能,北京办这么好的医院,结果看病的85%是外地人,你把它办在北京干什么,得迁。

所以非首都功能都将转向雄安新区。

上海、深圳、广州,一样也得分解某些功能。哪里承载上海的某些功能?最近提出宁沪杭大湾区,我估计和北京的雄安一样,不发达地区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一箭双雕,既分散了北京非首都功能又让不发达地区发达起来。我估计别的一线城市分解功能的区域一定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广东提出来了粤港澳大湾区。

2017年北京房价降了20%,真正交易价格大幅下跌。一千万左右的房子有流动性,三千万基本没有流动性了,人们会算账,三千万买你干什么,三千万多大的流动性,所以北京只要上三千万基本上就没有流动性了,人们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注意房地产投资可要谨慎了。

最近住建部已经提出来了,土地供给将多元化。土地供给多元化告诉你有些地方不可能长久的短缺了,像农民的宅基地整理之后可以三权分立,所以我估计2018年长效机制将会陆续见效,房地产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向已经很难了。

决策层提出来坚定的抑制资产泡沫是不会松动的,因为害怕引爆金融风险,一旦引爆金融风险我们整个经济会倒退5年到10年,所以这次防范金融风险第一条对策就是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房市。

2、稳住外汇

为什么要稳住外汇?因为许多国家金融风险的爆发是外汇引起的。从2016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陆续推出了三大对策来稳住外汇。

第一个就是外汇改革已经放开了的项目继续坚持。

比如说一个身份证一年买五万美金,我们放了就继续坚持,再比如我们承诺了一个孩子留学生活费要多少给多少,但是没有放开的暂时停止了。

对于个人来讲有三大海外投资就正式宣布停止了,一个是海外不动产投资,实际上不动产投资从来没有放,过去灰色地带,要不然地下钱庄,要不然是虚假贸易账户,要不然人带出去的,过去灰色地带没有人管,现在正式宣布停止了。

第二,海外证券投资。我们曾经讨论要不要放开在美国市场买股票,现在暂时停止了。第三,海外的投资与保险现在宣布停止了,想买美国的医疗保险没有问题,因为消费是放开的,但是16年底开始不能刷投资保险类了。

三项个人海外投资正式宣布暂时停止了,而且力度越来越大。去年8月21号起,在海外刷银行卡单笔消费超过一千块人民币的,有关方面就要向外汇管理部门报告,连续刷15天单笔超过一千块钱,就会立案查一下正常消费还是转移资金偷逃外汇。最近推出来银行卡海外提现,一年一个人就是十万。

当然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别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未来的产油国卖石油的时候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之前美国控制世界,所有产油国卖石油必须美元结算,只有拿美元才能买石油,所以买石油的国家必须先弄到美元,美元拿给你是有利息的,盘剥了你一把,美国二战之后控制世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美元石油机制,中东的产油国谁想摆脱美元就收拾谁。

现在中国开始提出来了,因为俄罗斯先变成了人民币结算。中国能源一大部分来自于俄罗斯,最近沙特提出来人民币可以结算,因为我们已经承诺了一旦石油可以人民币结算,拿了人民币可以随意到上海黄金交易所买黄金,这样一来有利于对于美元霸主提出挑战。最近大家看到海外提现收紧符合我们的战略。

第二条对策就是海外并购。

凡是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全面支持,但是非技术类严格审查,像海外搞房地产投资、收购酒店、收购影院、收购足球队俱乐部等等。审查的意思就是不能干了,因为外汇不能消耗在这个方向。一开始讲话比较温柔叫非理性投资,后来收购足球队就是偷逃外汇资金,越来越严厉。

最近你们可以看到许多海外的投资开始抛售项目,因为政策变了,只支持技术类投资。

第三条对策,投资使用人民币,不再使用外汇投资了,因为一旦投资我们就是投资主导方,有权决定用什么币种投资。

大家看现在“一带一路”沿线6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宣布人民币是他们的外汇储备了,欧洲央行已经收过来了相当于5亿欧元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最近德国、法国央行宣布了将收购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不少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了,在餐馆吃饭可以扫微信了。俄罗斯石油交易跟人民币卢布结算,结算的比例决定的标准不再是美元而是黄金。实际上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外汇储备消耗,一旦人民币成为外汇储备的话,标志着中国摆脱了外汇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跟约束。

大致上稳住外汇的办法就是三条,已经全面开始实施而且效果不错。外汇基本上稳住了,人民币没有出现持续贬值,保持在1:6.5左右,我们不希望继续升值,升值不利于我们继续出口,最希望就是1:6.5左右,所以汇价已经稳住了。

另外,外汇储备量已经连续12个月增加,我估计外汇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大幅度减少,2018年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不是外汇了,但是不会松动还会坚持这个原则。因为18年两件事情可能影响我们,一个是美元加息,宣布要加三次息,一个是特朗普的减税,减税跟加息可能影响到外汇。但是我估计影响可能有限,特朗普以为一减税美国公司会撤回去,苹果能撤吗?一旦回美国生产再进入中国关税多高,比减税成本还高,只能在中国生产,资本不能撤回去了。

所以我估计外汇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实际上大幅度减少了,所以18年税改已经不是重点,但也不会松动,基本上维持现状。

3、稳住债务

许多国家的金融风险是债务引起的,比如说2008年底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引起的。

怎么样稳住债务?债务分三种,第一种是个人债务。

十九大开会期间,央行的周小川会上发言,提出来警惕个人债务上涨太快的问题。

我发现2015年我们个人负债率是GDP的30%,2016年我们个人负债率是GDP的44%,一年上涨了14个百分点,17年数据现在没有正式出来,17年我们的GDP总量82万亿,估计个人负债率增长速度比2016年有所回落,但是可能增长数还在十个百分点左右,那就是2017年我们个人负债率可能是GDP总量的50%多,还是上升率太高。

所以个人债务,2018年的提法可能是防止个人债务的上涨速度过快。2018年个人贷款基本上还是从严过程。

企业债务现在主要是国有企业负债率太高了,国有企业负债率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我们2018年去杠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

最近三件事反应了决策层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决心。

一件事就是联通混改。

联通混改首要的成绩是把联通负债率降下来,国家用丧失控股权的办法降低负债率,这个决心之大。联通是一个样板,说明这个降负债率的态度非常坚定。

第二件事情就是东北特钢。

东北特钢破产重组完成,中国第一次打破了国有企业负债率刚性兑付的原则,就是告诉社会,国有企业借钱也有可能还不回来,国家已经放弃国有企业刚性对付。

第三件事是国家最近决定高铁拿出来搞债转股。

京沪高铁已经开始赚钱,准备拿出来搞债转股,用优质资产把负债率降下来。这三件事充分反应了决策层的决心。

第三种债务就是政府债务,中央政府负债率不高,因为中央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每年赤字数量不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

地方政府主要是潜在债务太高了,各位知道过去地方政府负债搞一个融资平台,办一个国有企业,把土地高速路装进去用他融资,这个融资表现的是企业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15年我们改革了,这种办法用不成了,从16年开始地方政府创造了两种增加潜在债务的办法,一就是PPP项目,盲目搞PPP项目,政府担保企业借债,PPP绝大部分公共产品没有短期回报,最后都要政府回购,所以是潜在债务。16年到17年地方政府PPP项目增加潜在债务4万多亿。

另外地方政府搞产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可以拿财政的钱做,结果地方政府担保让银行给这个企业贷款,这个实际也是政府债务表现为企业债务。这个产业引导基金16年到17年两年增长了1万多亿。PPP和产业引导基金引发的地方潜在债务增加了六万多亿。

08年刺激经济稳增长时是四万亿,现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地方政府增加了六万亿,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所以中央已经下决心解决地方政府潜在债务的问题,2018年是重点,严查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包头的地铁项目、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要从会议记录查起,谁怎么说的、谁签的字都要严查。最近一个提法是终身追索责任,过去当市委书记借一大堆债人走了没有事了,现在终身追究责任。

大家还要注意包头地铁项目和一大批机场项目叫停反应了一个动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差不多到顶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到2020年达到高峰,2020年以后逐渐回落,中国不能永远搞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防范金融风险重点将是稳住债务,稳住三种债务都将陆续出台相关的对策。

最近发生好像很奇怪的两件事。

一个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中国的信用等级,一个是世行调高了中国增长的速度。

一个是好一个是坏,有人就说这是阴谋论。其实不是,现在国有企业负债率这么高,最后是国家兜底,地方潜在的债务这么高最后也是国有兜底,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两个债务这么高,标志着国家信用比较低,所以下调了我们信用等级。

世行把我们增长速度调高了,这恰恰提醒我国是繁荣中的风险,这比完全的风险更加可怕。所以我估计2018年中央政府将把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放在稳住债务上面。

4、治理金融乱象

现在金融乱象有两类,一个改革引起的,改革方案是对的,但是配套设施没有跟上。比如说银行改革,这几年给银行放的权利更大了,但是相关规则没有跟上,所以出了一系列乱象。

银监会最近连发了三个文件。比如说重新审查银行股东,不能借钱买股权这个是原则,借钱买了银行股权的这种假股东要严查。银行搞的委托贷款,这个钱在金融领域可能转好几圈才到实体,增加了实体成本。这个权利给银行是对的,结果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所以出了问题。

再比如说前几年我们做的一项改革,放开非银行机构包括各种投资公司基金保险公司等等,这个放是对的但是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比如放开了投资公司,结果没有准入条件,谁可以办投资公司,最近线上这么多的公司出事,线下上海、北京是重灾区。这些投资公司的商业模式不能维系,给投资者回报都在20%到30%以上,现在干什么事有这么高回报?投资公司放是对的,但规则没有跟上。

再一个各类基金,有人自己没有钱把银行的外围资金拿来作为自己的基金就有问题了,去年四五月份股市大跌就是因为清理基金。

再一个就是各类保险公司,有人从银行借钱变成自己的所谓资本金投资保险公司,而且虚假注资海外买非常高档的酒店,我估计18年要陆续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乱象是新技术引起的,新技术产生进入金融领域,到底是所谓的乱象还是方向,一下子搞不清楚,值得看一下,结果一看就出现了乱象。

比如说区块链技术进入金融领域了,产生了ICO、产生了比特币,2016年8月份我们中关村产生了100多个国家ICO公司,拿到了募集资金,募集到一个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也可以网上交易,所以产生大量的ICO公司,这个公司的未来方向还是有问题,谁一下子都说不清楚。

区块链进入金融之后改变的到底是不是金融本质,我们没搞清楚,如果区块链技术改变了金融本质另当别论,如果这个区块链没有改变金融本质,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收益分析,这个本质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就产生一个原则,用别人钱都得被监管,你没有被监管说明你有问题。没有什么好讨论。

ICO没有在中国引发太大的问题,但是一定还会产生什么“O”,因为不断有人干这个事,我们谁也不清楚这个是不是方向。你像区块链,无中心的有序化就是区块链技术的特征。金融无中心就是不要央行了,个人也可以发货币,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联合国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发货币,这个规则是不是作废了。如果这个规则没有作废,比特币就是违法的,只要这个原则在就不能讨论。

我不是否定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没有问题,只是进入金融之后是不是改变了金融本质,这个我们要研究。

5、控制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

我们第一次把宏观政策写入党的报告,提出来货币政策、宏观性政策双支撑点。

所谓防范金融风险就是控制好两个支撑点,首先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将从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是货币政策基本指导思想。

大家知道2000年以来我们基本上是宽松货币政策,一百多亿的货币十几年就发出来了,如果继续宽松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自己引爆金融风险。所以转向稳健, 17年真转了。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到场,这个会议五年开一次,一开管五年。会上总书记亲自提出来必须坚定不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十九大政府报告再一次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决策层下决心了,所以有人开始卖资产了。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高负债高增长模式运转不了了,谁卖的越早谁越有利。可能未来几年里资金荒的现象都会存在,大家一定要调整未来发展战略才可以,那种高负债高增长模式别想了。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宏观审慎政策,这个政策我们第一次写进党的政治报告。

宏观审慎政策实际上是这样两件事,一个是防范顺周期时候形成的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要把他消灭在萌芽状态。

顺周期的时候永远潜伏着危机的可能性叫做顺周期理论。因为我们顺周期40年了,1978年到2018年整整四十年,高速增长的四十年,一直很顺利,顺周期的时候谁也没有风险意识,都在盲目扩张,盲目的负债,盲目的发展,谁也没有风险意识。

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顺周期理论在中国爆发,我估计2018年可能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很多重要产业资本制度严格规定,像商业银行资本比例最低不能低于8%等等。

另外的一个事是在市场之间打隔离段,不能出现传染病。

人类社会一个市场生病很容易传导到另外的一个市场,我们现在准备给市场打一个隔离,你出病不能传染别人,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房价暴跌影响了实业,2018年开始准备给房地产市场打隔离断了,所以18年房子抵押、土地抵押出现新规定了,银行很快就要发布相关的规定了。还有资本市场股权股票质押,现在新规定大股东股票质押的上限是60%,不同股东质押数量做了不同规定,有的不能超过30%,有的不能超过15%。

货币政策可能管不了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管,所以要控制好货币政策跟宏观审慎政策这个重要内容。

2018年希望大家不要用过去的思维方式,中国真的变了。

总体来讲目前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对策就是这五条,这五个方面真的全面出击的话,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将很小。

西方有声音认为中国近一年将爆发金融风险,这个判断可能会落空。中国只要决策层清醒,资源配置能力还是很强的。

2018年,实体经济的两件大事

现代化经济体制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实体经济,这一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和脊柱,对发展实体经济做了许多论述,大致上,2018年实体经济主要做的有两件事。

1、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所谓“三去一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18年重点将是“三去一降”的“降”,就是降成本,因为“三去”在17年做了不少工作。

怎么样降呢?一个是人力资源成本,一个是制度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没有办法降,因为我们劳动力已经严重短缺了。80后、90后很有意思,你给他的工资达不到标准,宁肯失业也不干活,劳动力成本很难降低,我估计仍然是上升的过程。所以降成本只能降制度成本。

怎么样降?中国制度成本包括五条。

第一,税费明显偏高。我们国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就是行为税,只要有行为就得交税,所以我们税费很高,营业税、增值税没有道理,还没有赚钱先得交税。

中国要从间接税为主转到直接税为主,所以开始搞营改增,未来的税收就是所得税,赚了钱再交税。去年国务院取消营业税,据统计企业减税6300个亿,但是企业反映没有减,而且不仅没有减还增加了。

去年总理曾经开过一次会,把一家企业的老总找去了,就问他:你到底减税没有?后来那个老总讲,按现在的办法减税他得雇两百个人干这个事,一算两百人的工资比减的税还多,所以没有干也没有减。这说明我们的抵扣办法有问题。

最近国务院商讨,干脆不要搞那么复杂了,直接按照行业来规定应该减多少税。减税在2018是重点,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长期来看方向是对的。

制度成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现在缴的三险一金或者五险一金。中国的三险一金跟五险一金偏高,我们现在差不多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这个如果真降下来对于企业增加盈利是有意义的。

第三个制度成本,就是租金太高了。我们改革土地制度,雄安新区重点土地制度改革最终实现降低租金,这也是2018年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四个组成部分就是融资成本仍然偏高,实体经济并没有按照公布利息拿到融资,三转两转最后成本很高,像欧盟国家、日本都是负利率国家,复星为什么海外收购保险公司,重要原因就是能解决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所以对于海外金融机构的收购,中国政府是容忍的,因为确实可以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最近中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外资可以控股我们金融机构51%的股权,实际上就是想外资进入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彻底改造和推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变革,降低融资成本。

另外企业商事费用太高。很多政府不审批了,把权利交给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比政府还黑,乱要价。过去送一点钱事情就给你办了,现在钱也不要了,事也不办了,实际更难了。我们反腐败没有把权力交出来,权力没有交出来不腐败更麻烦,只有权力交出来反腐败才有意义。所以2018年国务院的政府机构可能要做重大调整,降低企业的商事费用。

降制度成本大致就是上面这五个方面。有人算了一下,如果制度成本降30%,70%中小企业可以亏损转向盈利,如果降50%,所有实体经济都能够从亏损转向盈利。

2、调整实体经济的结构,重点是支柱性产业的调整

所谓支柱性产业就是增长贡献排在前几位的产业。过去支柱性产业有两个:

一个是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现在严重产能过剩。所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去产能,去产能的提出标志着传统制造业已经担当不了支柱性产业的职责。

另一个支柱性产业就是房地产产业。过去20年,每年新增的部分20%多来自于房地产产业,但是房地产产业现在泡沫正在形成,所以对于这个产业的提法就是抑制资产泡沫。抑制资产泡沫的提出标志着这个产业也不能继续作为支柱产业。

未来,我们的支柱性产业是什么?现在基本上形成共识了,我们未来的支柱产业有三个。

1)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一个叫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怎么样发展?目前决策层把战略性产业定为八个要点,中国现在所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八个组成部分,我们叫做八个要点。

新能源

新能源属于战略性产业的范畴,传统能源就是化石燃料,比如煤炭、天然气、石油等等,新能源是非化石燃料,包括水能、生物能、地能、风能、太阳能、核能。中国所讲的新能源包括这六个。未来十年世界将爆发一场能源革命,就是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过程。

中国在新能源有很多可以作为。地能代替空调的技术已经突破了,最近国务院正式宣布,雄安新区的空调将使用地能,所以新能源技术突破很快。

核能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完成两代技术的三个国家之一,第三代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第四代解决核废料问题。现在我们的华能一号核发电机组,一台发电机组可以卖三个亿,相当于出口30万辆汽车的收益,为什么中国出口去年大幅度增长,因为出口的东西变了。国务院正式提出,2030年核发电量占到当年发电总量的32%,就是三分之一。

新能源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投资方向时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好多技术都是一夜之间突破,所以新能源是我们第一个要点。

新材料

未来很多产业提升是靠材料变革实现的。习总书记2015年出访英国的时候专门看了石墨烯实验室,石墨烯材料能够极大地提高电池的性能和耐久力。中国发动机搞不出来就是材料的原因,飞机发动机一旦不停运转几十小时,轴承上面磨损就很厉害,所以我们不行。现在世界上新材料领先的是英国,所以英国脱欧是必然的。石墨烯材料、超薄材料都是英国人的技术。

生命工程

这个方面美国站在世界前沿,世界进步非常之快,未来美国可能攻克癌症。生命生物工程建议大家关注,未来需求非常大。

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

中国目前在这个要点上的投资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硬件的投资,过去芯片我们搞不出来,我们国家进口芯片跟进口石油的钱是一样的,高通赚了我们多少钱。最近中国快要完成了,一旦完成了你想会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另外一个,现在华为、浪潮都是我们国家生产的主要企业,基本上算世界老大了,路由器是移动互联网重要元部件,信息终端使用方面投资量很大,我们可以出现不少好企业。

节能环保

中国环境方面的事情就是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负面东西的治理,废气废水和固体垃圾的处理,这两个要靠技术。废水处理,我们国家每年有几万亿的市场价值,我们能处理一般生活废水,碰到化工废水就没有办法,碰到医院废水也没有办法,偷偷地排到地下面,结果整个土地中毒了。

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要靠技术、靠产业化完成的,国家成立了一个机构,就是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把整个自然资源分离出去,转向企业化的方式。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特斯拉还处在领先地位,特斯拉在美国的日子很难过,因为美国汽车协会恨不得卡死他,特斯拉一旦成功,汽车公司衰亡了。特朗普带领的传统能源利益联合起来要掐死特斯拉。

人工智能

人类社会首先实现的是移动互联网,然后才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人工智能重要的元部件就是传感器,现在在传感器领域,日本是世界第一,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最近国务院正式宣布,四大民营企业要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实验平台,阿里巴巴主要搞智慧城市,腾讯则是医疗影像人工智能实验平台,无人驾驶汽车实验平台定为百度,科大迅飞则是语音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高端装备制造

很多医疗设备现在我们搞不出来。

总体来讲未来带动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就是八大新兴产业。

有人测算战略支撑产业一旦发展起来,每年给我们提供经济总量40万亿以上,40万亿什么概念呢?我们去年总量是82万亿,一个产业提供40万亿,真的是支柱性产业。

最近的新提法叫做新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指战略新兴产业对于所有工业部门提出了挑战,要求所有工业部门都得变革,这个时代将是非常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才可以。

2)服务业

未来中国发展的第二个战略支柱性产业就是服务业。

我们经济结构处于低端阶段时强调工业立省,但是一旦转向中高端的时候服务业自然就成为支柱性产业了。美国现在每年新增的部分70%是服务业提供的,中国去年成绩最大的一个部分也是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好事情。

服务业分为四大类:

消费服务业

消费服务业包括六个组成部分,第一,餐饮与商贸;第二,医疗与健康;第三,养老消费服务;第四,儿童消费服务;第五,家政消费服务;第六,交通与信息消费服务。这六个部分统称消费服务业。

中国消费服务业有巨大的比较前景,2018年国务院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放开社会资本全面进入消费服务业,比如说像养老消费服务业,要全面放开了。养老保障跟消费服务业不是一回事,养老保障是讨论政府的作用,养老消费服务业是一种服务业。

日本199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没有产生重大问题,就是因为养老消费服务业非常发达。养老消费服务业是一个技术活,不同于中国养老地产,养老消费服务业团队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团队构建是这个服务业基础性的东西。

美国人为什么把自己金融财富的三分之一放在养老机构里面有原因的,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老年,这种产业必须走向产业化,没有办法搞行政。

下一步我们放开这些产业了,所以国务院正式提出来,把养老消费服务业彻底放开,在土地使用、税收各个方面要实行优惠,支持这种服务业的发展,所以我估计养老消费服务业是很重要的产业,尤其中国很快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这种服务业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前景。最近网上传一件事,五个城市准备率先放开菲佣市场,这就是重要的消费服务业,这个就是家政服务业。还有国际医疗这种服务业,比如说台湾医生在大陆可以行医等等,消费服务业有很大的前景,建议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投资。

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我们统计上分为五个部分,一个是商事服务业;一个是机构服务业,像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商务类的律师事务所这种机构服务;第三种是培训与咨询,培训咨询是重要的商务服务业;第四,就是家庭财产管理服务,家庭财产管理服务未来是一个很大的服务业,许多有钱的人实际上不是企业家,他的财产需要人打理,这个服务业中国逐渐会产生很大的空间;再一个就是园区管理服务,未来政府不再搞产业园区,走向企业化了,企业建立产业园区为入驻企业提供服务,叫做园区管理服务。商务服务业这五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实际有很大的空间。

生产服务业

生产服务就是为生产过程直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201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服务业上涨最快的是生产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属于生产服务业范畴。第二是设计,比如空调,其他的技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买三菱、格力,因为它的设计发生变化,出风口声音非常小,这种市场价值是设计带来的。中国综合院系都加大设计的专业发展。

生产服务业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外包服务,分工越来越细化,有些人把自己某一个生产过程委托给别人,某一个零部件委托别人,接受委托的就是所谓的外包服务。我们提出来希望中国给世界五百强搞外包服务,深圳许多企业发家从外包,尤其世界五百强外包服务中学习,自己上升为技术企业了。

精神服务业

人的享受两种,一种叫做物质享受,一个是精神享受,提供物质享受的服务业就是消费服务业,提供精神享受的服务业就是精神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现在贡献很大,2017年精神服务业大概11万亿,差不多占GDP的十分之一了。

精神服务业有三大组成部分,第一个就是影视、音乐、戏剧,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投资,一部电影卖60个亿,一个连续剧十几个亿很正常,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要摸清楚人类想要什么,精神上需要什么,摸准一定赚很大。

《战狼2》为什么卖60个亿,中国人富起来很希望别人尊重自己,让中国人有一点自我的感觉,满足了这种感觉,票房价值很高,因为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未来这些东西大家一定注意到,影视、音乐、戏剧方向不要小看。

精神服务业第二个组成部分就是旅游休闲娱乐。去年我们旅游业贡献很大,达到50亿人次。人就是追求短缺,越没有什么越追求什么,饿了想着饱,饱了想着饿,所以那些户外活动基地,有车不开非要自己走就是户外活动,就是追求短缺。

第三类精神服务业就是文化出版体育,人民富有之后这个需求增长很快的,比如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概念,比如说中国书法的文化,中国书法的收藏就是文化。

收藏,中国很厉害,但是大部分开始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爱好,是一种精神享受,这些群体未来会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方向。所以精神服务业我们列为四大服务业之一。

总体来讲服务业大致上包括这样四大类,所谓的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服务业一旦起来,未来对于经济增长每年贡献36万亿以上,所以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3)现代制造业

未来中国第三个支柱性产业就是现代制造业,现代制造业将上升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什么叫做现代制造业?制造业分两种,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凡是生产私人产品的都叫传统制造业,吃穿用都是传统制造业。凡是生产公共产品的就叫现代制造业。

现代制造业有五个重点:

飞机制造行业

按照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不应该搞飞机,空客波音搞的很好,买就可以了,但中国不想接受这个理论。飞机会提升一个大国的综合生产能力,飞机零部件有六百万个以上,六百个万零部件组合在一起绝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生产能力。

现在中国的商用飞机集团总部在上海,它实际上只干一件事情,就是设计和组装,所有零部件都是分工协作采购完成的。这个蛋糕很大。波音背后有四万家中小企业,有的就是生产小螺钉的,中国飞机制造会影响许多相关产业。差不多三年之后我估计我们可以完全进入商用飞行。

高铁装备制造

高铁装备引进的时候有16项核心技术没有转让,中国只好自己干,用了15年的时间把16项核心技术全面突破,所以总书记说这是一张新名片。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四大高铁生产商之一,最近中国在好多竞争中间已经占领了优势地位,人们逐渐对于中国制造的判断发生变化。

而且高铁装备也是分工协作,传统制造里的过剩产能只要调整一下生产方向,过去的生产制造进入现代制造业协作体系,有足够的可能。所以高铁装备列为现代制造业的第二个重点。

核电装备制造

中国未来重点发展核电了,实际上核电装备的29%来自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原来的路子走不通,选择新路子生命力极强,核电装备成为现代制造业的一个重点。

特高压输变电装置

因为中国已经决定用特高压技术改造中国电网,一旦特高压技术改造中国电网,这就是电力传输的高速路,这个技术可以将电能送到五千公里以外,这个技术全世界只有中国现在开始试用。现在先用这个技术改造七条线路。

去年5月份“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习总书记的讲话有一点变动,原来叫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后来加了两通,一个叫做网通,一个叫电通,电通技术的产生导致了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成为一个问题,结果没想到中国一搞,海外市场来了。墨西哥、欧盟都在和中国谈,所以特高压输变电装备成为了重要的一个现代制造业重点。

现代军工制造

中国已经决定了不再搞独立国防工业体系,就是军民融合。总书记开了两次军民融合委员会,任何社会资本可以进入现代军工市场。中国现代军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现代船舶制造,中国搞远洋海军的支撑点就是船舶制造。上海、武汉、大连,造船工业一天24小时连班倒都无法应对需求,中国最少有五个航母编队,现代船舶需求量巨大。

现代军工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航天器制造,航天器就是卫星,所以现在军工的重点就是航天器卫星制造。人类社会进入远程制导阶段,谁控制太空谁就控制了远程制导时代,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卫星。所以北斗星搞起来,把卫星制造列为重点。

航天器生产也是分工协作,北京许多所谓高技术企业就是生产卫星配套的零件,卫星零部件的40%来自于民营企业,实际上都是分工协作的结果。

所以中国现代制造业有五个重点:飞机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现代军工制造。

中国预计2025年到2030年左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主体,这个预计的前提是什么?中国结构调整完成。靠现有产业我们去年只有82万亿,只有三个支柱产业成长起来,才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主体。

中国一旦完成这个结构调整,就真成为世界强国了,现在决策层最关注的是结构调整,反复强调高质量增长。原来两个支柱性产业退下来,三个新的支柱产业上来,有的人叫做“退二进三”。

实体经济按照十九大政治报告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三去一降”;另一个是加大结构调整,让中国实体经济真正成为中国经济脊梁。

全方位开放

想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全方位开放。

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50年到1950年,1750年到1950年人类社会第一次全球化,这个全球化的主导方向是欧洲列强,二战结束标志着第一次殖民地全球化结束了。

美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它启动了人类社会第二次全球化,从1950年到现在,第二次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国际贸易。

我们中国实际上搭了国际贸易的便车,我们是后半场进来的,1978年改革开放,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了主要受益方。你们可以查一下资料,1997年我们GDP总量7万多亿人民币,去年82万亿,翻了十几倍;1997年我们的外汇储备量1300多亿,现在到了3万多亿;1997年人均月收入几百块钱,现在几千块钱;1997年基础设施陈旧,高速公路没有几条,现在我们基础设施引领世界。

中国实际上是这次全球化的主要利益收益方,美国主导方成了受损方了,基础设施陈旧没有钱修,蓝领工资20年没有加一分钱,美国率先反全球化,因为他们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利益受损方了,特朗普上台有必然性。

几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跟他们的精英界交流发现了这个问题,美国开始反全球化了。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基本原则就是比较优势原则,每个国家都搞生产经济,然后交易,共同享受收益,但是中国进来之后搞全产业链,没有办法讲比较优势原则了。

中国从服装鞋帽开始,之后搞家电,家电之后搞汽车,汽车之后搞IT,移动互联网之后是高铁,高铁之后又要搞飞机,中国的全产业链,破坏了比较优势原则,所以破坏了全球化。

特朗普上台拿中国开刀,特朗普上台第一件事是说,中国如果贸易上不让步,为什么承认一个中国,而且宣布不给中国人拜年了。当然拿中国底线做交易最终没有成,但是特朗普不会放过我们,中国主动应战才可以,那就是我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让世界搭中国的便车。

中国可以搭的便车有两条,一个是巨大的国内市场,13亿人的市场非常巨大,准备给国外开放中国的市场, 2018年上海建立永久性进口贸易博览会,广州出口贸易博览会,给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而且马上将大幅度降低三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资源类的、技术类的、民生类的,里面涉及到178种关税将大幅度降低,以后买奢侈品很便宜的,陆虎以后估计20来万,一旦放开就不值钱了。

这么多好东西进来一定推动中国消费的增长,而且中国模仿能力极强,很快能造出来中国式陆虎,推动中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别人搭我们便车,我们继续搭他的便车,这样是公平的。

再一个就是开放服务业市场,比如金融服务业,外国资本可以控股我们的金融机构,控股比例可以达到51%,绝对控股,而且运行良好五年之后可以解除控股限制,想控股多少控股多少。所以做贸易生意的人注意,未来要琢磨进口怎么样赚钱的问题。

另外一个能够搭的便车就是我们巨大的过剩资本。“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给中国过剩资本找出路,在帮助别人,实际上也是给中国找更大的一个运作空间,所以,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就是巨大的过剩资本“一带一路”。

所以全方面开放就是这样两条,一个是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一个是中国资本走出去,转变成全方位开放。为应对世界对这种所谓全球化的反感,我们主动调整,“一带一路”利用中国过剩资本对外投资,好像帮别人修路架桥,实际上给中国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天津一个企业董事长告诉我说,他本来是在全国建电场,结果现在建不成了,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的使用,很多电场炸掉了。结果“一带一路”,发现土耳其一个地方建电场发出招标的信息,这个地方的外资,他们是第一家,结果中标成功,现在他们不仅仅搞电场,而且现在那个地方的所有工程项目几乎都被他们拿下了。

“一带一路”我们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去年的7月份我去东欧五国调研,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小资本在东欧国家很活跃。现在 “一带一路”的运作非常良好,“一带一路”涉及三大洲两大洋,非洲、亚洲、欧洲、太平洋、印度洋,前景非常好。

“一带一路”这个提法在国外比中国还热,借这个口号导入中国大量资本和工作。当然有一点要注意,中国人爱买不动产这个特点很明显,老想买房子买地,这一条注意不要影响人家。斯里兰卡现在很恼火,因为我们买地,把一座山买来了,去年三月份开始不准中国人在那里买地,害怕搞国中国,我们还是要尊重别人,投资发展就可以。

“一带一路”刚刚才启动,我们有两个东西可以搭便车,一个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巨大的过剩资本,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中国也进一步发展,赢得世界的尊重,也给自己创造了机会。我们的这个全方位开放刚一搞,就把七国集团分裂掉了,我们搞亚投行七国集团做过决议,一律不准参加,现在五个参加了,就剩下美国、日本没有参加。

英国第一看上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想把陆虎搞进来,陆虎一旦搞进来就救了英国的汽车工业,第二看上中国巨大的过剩资本可以帮英国修基础设施。加拿大总理也被中国的利益吸引,中国以全方位开放,带来了非常大的空间。

全方位开放是十九大以后重要的一件事,而且中国有个理论很厉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13亿人实现现代化光靠本土是不行的,未来真正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最少1亿人口海外运作才可以,所以中国未来统计每年的财富不能用GDP的概念,要用GNP才可以,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也包括海外生产总值。

这次中国主动性很强,赢得了世界,所以十九大做了这一件事,成功全方位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导致了世界舆论还有未来的发展转向了我们。

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经济不是一天可以讲完的,我们这次先讲三个跟大家直接关系的,现代金融、实体经济、全方面开放供各位参考。所讲的内容你们不一定都能接受,引发思考就好,有思考就会有应对之策了。

谢谢!

本文来源:后E视野

作者: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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