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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西安理应成为西部节点型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有不同等级,纽约和伦敦是公认的两个,这主要从它们的功能和全球影响力来讲,这两个城市具有整合全球经济资源的能力。衡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还要看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等。具体到城市内部,有一个指标很重要,即外国移民数量,纽约和伦敦有近40%的人口不出生在本国,也就是说它们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它们的经济职能,产生了对全球的影响和带动力。

一个国家有多少国际化大都市和这个国家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这个国家整体的国际地位,二是具体的城市在国家内部的地位。中国经济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北京、上海、深圳基本上挤入国际化大都市的梯队了。再过20年,如果不存在很多不合适的政策约束,真的是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北京和上海、深圳肯定是国际化大都市,不敢讲进入第一梯队,至少第二梯队肯定进去了,如果做得好,上海进入第一梯队也不是不可能。国内其他城市更多的可能是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如果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恐怕在国内的城市地位目前到不了那个量级。

打破行政边界对资源配置的组排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一个城市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可以理解为是否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先决条件。这本质上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分工、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城市分工的道理。

以金融为例,中国的金融业有多大的体量跟中国经济的整体国际地位有关?当这个体量给定以后,在中国国内是把金融、贸易、文化这样的产业集中在少数地方,还是把它们分散在几个城市更加有利?肯定是集中,因为集中带来规模经济。为什么东京和纽约会成为全球城市,就是因为它们集中了各自国家的金融业。那么在中国,北上广深之外的其他城市,如果都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者全球城市,实际上对于提升全国的整体竞争力反而可能是不利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或地位的形成,是市场的结果还是行政的结果?在中国,行政配置资源的力量太强大了。但这种行政配置资源力量的强大,我们到底是应该把它理解为是符合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决定的力量的因素,还是不符合的因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先讨论清楚,中国碰到的问题恐怕就是有时我们行政配置的力量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与此同时大幅的行为又不符合市场经济行为规律。

中国应该首先要提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是符合现在中央精神的,就是在经济事物里要减少行政力量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作用,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些二线城市,应该要考虑的是如何顺应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潮流,以及自己在国家发展当中的地位,不要把国家中心城市这个概念理解为是一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手段,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在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找准自己城市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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