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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开放经济试验区,“由内到外”全面开放的冲锋号

编者按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成为我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顶层规划和“施工路线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变化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也是破除诸多体制性障碍的需要。

在顶层蓝图绘就之后,带动的新一轮开放掷地有声。201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方案,选择在济南市、浦东新区等12个地区开展为期两年左右的综合试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为,与自贸试验区相比,开放经济试验区的体量更大。通常而言,自贸试验区强调在一个大城市的某一地区先行试点,成熟一片再考虑扩大规模发展另一片,但开放经济试验区的手笔更大,力度更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际上,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集结号早在两年前就已吹响,那就是目前在全国十二个试点地区,紧锣密鼓进行着的,开放经济新体制的试验。

在开放中改革 在改革中开放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中国的开放又何尝不是?过去四十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三波发展。第一波可谓始于八十年代的四个经济特区;八十年代中期,又扩展到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三角洲、边境开放城市。其时,开放城市已在沿海城市连成一条线了,这是开放的第二波。开放的第三波则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各地特别是中部各省省会或重要城市所建立的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园区。其实,那时各地如何开放、开放的尺度多大都是在边走边干、边干边学的。

自然,这并非中国开放故事的全部。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开放之路走得更快更远。就在中国“入世”的前夜,中国又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强调“境内关外”,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自2013年起又设立了上海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出口加工区模式更是全面升级更新:虽说同样是强调“境内关外”,但着力点其实是在贸易便利化和负面清单模式上。

顺便插一句,坊间通常认为“负面清单”模式是舶来品,其实“法无限制即可为”的做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是直出一脉的。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中国哲学多强调“负”的论证。比如,《道德经》通篇找不出对“道”的正面描述,但作者却清楚地指出什么不是“道”。这种论证和今天我们强调的“负面清单”模式何其类似。

两年前,国家开放战略又有了新布局,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并于2016年选取十二个城市地区作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试点单位,试验期两年,旨在探索一条全面开放的全新之路,强调开放与改革水乳交融,力求做到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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