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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减税了,中国应如何应对?

新京报漫画/陈冬

与美国降低企业名义税收来减轻企业负担不同,中国应将着眼点更多放在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上。

随着美国12月3日通过参议院版本的税改法案,新一届政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战略影响的新政策正式落地。对于正在锐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减税法案落地,更需要我们审慎看待。

由于美国主要降低了本国企业和个人的名义税率,对于他国影响总体来看偏向负面,舆论对此也争议颇多。一方面,基于美国减税,有声音认为也要推动我国名义税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很多人把美国减税看作是美国的“经济侵略”政策的延伸,建议中国政府通过贸易对抗的方式遏制新税法的顺利推行。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失之片面。

首先,减税不是万能的,不可盲目跟随。衡量减税政策的标准,是其吸引投资的有效性和边际效应。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吸引更多企业到辖区内投资办厂,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核心逻辑。

但是,对于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即便有大规模减税,很多全球性企业也会踌躇:一是福利系统投资大,隐性收费高,名义工资变化幅度小,很难用市场化手段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二是欧洲“老牌民主国家”和“新晋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和东欧诸国,具有强调“公平”的舆论氛围,即便有“免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等优惠政策,但由于区内综合配套营商条件不理想,难以达到吸引先进产能的目的。

其次,特殊国情让我国难以简单复制美国减税政策。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中国拥有大规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重头戏,简单降税并不能提高经营效率。同时,中国有几千万尚需脱贫的人口,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有一个强财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间断进行相当规模的转移支付。

既然如此,我国究竟应如何应对此次减税呢?

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内国有企业仍占很大比例,提升国企效率,降低综合成本的方法,更为契合。与美国本轮降低企业的名义税收来减轻企业负担不同,中国追求“一降”——应将着眼点更多放在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上。

要达到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目标,一是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提高各级政府的服务水平,通过制度设计和办事流程规范,最大程度上消除政府对商业行为的不当干涉,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二是要给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地位,开放国有垄断领域给民营资本,通过民营资本“活水”来盘活国企因长期垄断形成的“死水”,从根本竞争格局的角度降低各个领域的综合成本。

同时,我们有必要推进人民币结算体系承接美元信用收缩空间,在“一带一路”中推进互联互通是为应对美国减税之“上策”。在世界经济加息周期中,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仍有140个BP的空间,我们要利用好这一货币政策空间。

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长久占据世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来自全球的“铸币税”令美国经济受益良多。如今,特朗普力推全球收缩战略,适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力推动时期,内外因素双重作用下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

重要的是,人民币要真正实现“走出去”,不仅要在旧有的、以美元为主导的框架体系中谋求份额,而且应立足于建立属于人民币自身的国际化支付与结算体系。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思当中,对于沿线新兴市场国家的人民币运用和秩序建立更是良好的突破口。笔者以为,只有摆脱对于基于美元的国际金融框架的依赖,才能由戴着“枷锁”起舞转向真正独立自主的货币与金融政策。

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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