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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策(12)·中国走精兵之路的历史启示

参考消息
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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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8月1日报道(文/蔡仁照)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是体现国防实力、生成作战能力的基石。适应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形势,深化改革军队规模结构,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跨越的一道关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历十多次规模结构的调整改革,特别是经过1980年、1982年、1985年、1997年、2003年的精简整编,为推进组织形态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实现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开启了强军兴军的新征程。图为2016年1月海军陆特战部队利用严寒天候条件和荒漠地貌环境组织进攻训练。(资料图片)

高举科学理论,大胆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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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规模结构改革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怎么样打仗、能否打胜仗的重大问题。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我军规模结构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一不是经由深入改革实现的;每次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无一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取得的。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才能对改革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才会对改革前景充满信心。这是我军在深化改革规模结构中能够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关键所在。

改革首先是思想上的革命,不解放思想,不打破不合时宜的理念,规模结构改革就找不到出路。规模结构改革越向纵深发展,改革的矛盾越尖锐,阻力越大,越需要解放思想。我军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生气勃勃的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抓住机遇,果断决策,裁减军队员额,压缩优化体制编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采取单方面的裁军行动,在20年内共裁减军队员额约200万。2015年9月,我们又宣布裁减军队30万。精简军队涉及的范围之广、裁减幅度之大,都是国际军控与裁军史上少见的。通过深化改革规模结构,我军加快了组织形态现代化的步伐。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军在履行根本职能的征程中,数十年没有打仗。长期的和平环境,缺少实战的检验和砥砺,容易失去锐意改革和创新的动力。因此,深化改革规模结构,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军事创新理论为指导,倡导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推动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创新。

坚持集中统一领导,树立大局观念

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是对既有格局的调整,对职权、利益的新定位,都有提高对改革的思想认识、明确推进改革的方法途径、处理好改革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深化改革的绝对领导,是我军规模结构调整改革始终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调整改革,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一个环节没有改好,其他环节都会受到影响。规模结构改革越深入,凸显的利益矛盾也越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经过十二次精简整编,有的部队集体转业,有的单位撤并降改,有的政策多次调整,广大官兵都能充分理解和执行,规模结构调整改革都能有序进展。即使在改革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也都能够化风险为机遇,实现改革目的。在历次精简整编中,我军先后有数百万官兵转业复员,有大量的营房设施转交地方,在涉及到官兵成长发展的切身利益和一些部门利益等诸多问题上,各级党委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广大官兵坚决服从命令,表现出了人民军队特有的大局观念和牺牲精神。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军始终坚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规模结构改革的统一筹划、统一部署、统一组织,坚持各级党组织对规模结构改革的坚强领导。这是我国与西方军事改革最本质的区别。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任何调整改革,从根本上看,都是为了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绝不仅仅是局部的调整变化。改革的集中点是实现强军目标,即使涉及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改革,也必须站在实现强军目标大局的立场上,思考怎样又好又快地改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提出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调整组建军委机关,组建陆军领导机构,成立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使军队更加精干高效。

维护国家利益,强化前瞻理念

精兵,即是军队的编制精干,官兵精英,装备精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先后对规模结构进行十多次重大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历次精简整编,实质都是适应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形势,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军队的规模结构改革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武器装备发展等紧密相关,必须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安全环境、军事战略等。有效应对各战略方向和重大安全领域现实威胁,是人民军队的使命所系。人民军队的数量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总兵力已达550万人。随着大规模战争结束,国家开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我军确立“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建军总方针和总任务,计划将总员额压缩到400万人。这次调整规模结构,是我军合成化的起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为抗美援朝和加强国防,这次精简整编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951年底,朝鲜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国内剿匪和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到1953年,人民解放军经过4年的建设,发展了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部队,规模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周边形势趋于紧张,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比如中苏关系破裂,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和袭扰行动,印度在我国西南边境的挑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了“备战整军”的方针,通过备战促进整军,按备战的要求加强军队建设。“备战整军”的一项重大工程就是调整体制编制,优化结构。

20世纪80年代,我军基于“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的判断,开始实行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战略性转变,大幅度调整规模结构,提高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这使我军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迈入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我军确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全军的结构优化向更高层次跃升。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发生新变化,科技因素影响越来越大,精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等特征越来越突出,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任务更为紧迫。切实维护改革开放中的国家安全,积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这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历史必然。

以战斗力为标准,坚持科技强军

调整改革规模结构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战斗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规模结构的重大改革,都是围绕提高作战能力来谋划、来推进的。

在我军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制约战斗力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体制编制。军队建设中出现的资源分散、重复建设、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管理多头等问题,大多是由于体制编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在历次精简整编中,我军始终注重调整优化军种结构、兵种结构、官兵结构、机关与部队结构、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结构、院校与部队结构,逐步改变了“陆战型”模式,提高海军、空军和技术兵种的比例;始终把压缩员额与提高效能紧密联系,在减少员额的同时,强化各级各部门的管理,从编制结构着手提高效能。

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从而深刻地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提高军队编成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成为优化规模结构的大趋势。几十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科技开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奠定了科技基础。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把战斗力生成模式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

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积极推动我军建立权威、精干、灵便、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动作战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的方向发展,构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是加快提升战斗力不可避免的重大变革。

坚持我军性质宗旨,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军队的使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不同时期我军的使命有不同的表述,始终围绕我军的宗旨和性质而展开。军队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不能固定不变,必须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变化而变化。否则,曾经再强大的军队最后也要落伍,甚至不堪一击。

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1966年以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为了制止混乱局面,1967年1月,解放军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从军队编制体制上讲,造成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军队员额继续扩大。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与1965年相比,增长20%多。到70年代中期,全军员额突破600万人。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这次精简整编,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

为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次精简整编,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取消集团军建制的乙种师;部分集团军实行军、旅、营体制。经过这次精简整编,我军理顺了关系,优化了结构,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初步实现了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2004年12月,我军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我军职能的新概括,使命任务的新拓展,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这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我军的规模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形势下,我军规模结构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始终抓住优化结构这个精兵的核心,以结构优化来提升功能,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优化兵力规模构成,不断增加科技含量,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推动我军进一步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发展。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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