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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中日本人行为的变化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要求和反要求在战俘和日本人之间你来我往,通常得不到实际的解决,但更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快到11月底的时候,霍尔姆斯中校因抱怨在新加坡“臭名昭著的”欧南路(OutramRoad)监狱关押的战俘待遇而受到在“平整土地队”干活两个星期的处罚。在这里,冒犯日本人的战俘和其他人会受到各种酷刑和虐待。事件的起因是霍尔姆斯要求日本人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看望在欧南路监狱关押的人员,随后肖恩少校陪伴霍尔姆斯在该监狱会见田组中尉。田组中尉对霍尔姆斯和肖恩少校说“我们这里没有战俘”,霍尔姆斯作为“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指挥官”的身份标识不准确,因为“我们不是军人,所以他(霍尔姆斯)不能算作指挥官”。这个日本人的这类话语令人想起在英国部队投降后的最初日子里他们对其俘虏的态度,而此后就大相径庭。这个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轻微的侮辱:

这位指挥官被“判处”在机场劳动两个星期,对他尽其所能帮助同伴的合理行动来说,这是非常轻微的处罚,除了以“史拉兰战俘营广场事件”相同的方式团结战俘营外达不到其他效果。对这位指挥官来说是坏事,但在其他方面是好事,战俘营为之行动起来。

肖兰德上校也认为:“(被日本人处罚)极大地提高了他(霍尔姆斯)的声誉,而他享受这次休息。”肖恩随后说:“现在E. B. (霍尔姆斯)在机场挖坑并说他喜欢无所事事。”奇怪的是,在《樟宜的故事》中,尼尔森上尉对这件事的记忆略有不同。他写道:

霍尔姆斯……被命令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加入机场劳动队,他并没有去。

别管这件事的不同说法了,显而易见,日本人的这种处罚只不过是对其俘虏态度强硬化的第一个迹象。这并不意味着在樟宜的日本人变得更加野蛮,就像他们在缅泰铁路上的同胞那样,而是他们对特定越界行为的反应更为有力。先前这些越界行为要么被搁置,要么当没看到。日本人感到反感的战俘行动的具体形式经常无伤大雅,但其一般特征是侵犯被视为战俘与日本人之间的那条界线。例如,冒昧地告诉日本人如何管理他们的战俘营,就像上面谈到的霍尔姆斯的作为,而在先前的场合下也多次这么做过。

让问题复杂化的是日本人以越来越怪异的方式采取行动,在一些事件中反应过度,而对其他事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的行为只起到使战俘更加吃不准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权威性质的作用。例如,缺乏毛巾被认为是皮肤病在人群中扩散的原因,战俘因此要求日军提供毛巾。

他们的反应是供应了5麻袋“各式各样的”可以用作毛巾的物质。肖恩少校认为他起码能解释这起事件。他认为日本人“可以说在E. B. (霍尔姆斯)受罚之后感到相当内疚,以此示好,同意了我后来提出的大多数要求”。虽然这令肖恩高兴,但他也更清楚战俘地位的现实。肖恩谈到有助于了解日本人行为的一起事件,还有在樟宜的战俘不愿意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程度。他说:“我看到(日军)对一个华裔苦力相当残暴的处理……这一切就发生在约60名军官战俘面前,这让我们头脑清醒不少。算那中国佬倒霉,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是好事,让我们想到我们多么善于忘记被俘之初更加不堪忍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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