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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天才之间的故事:赵元任与罗素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会说30多种方言和近10门外语,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精通数学、物理、音乐、语言、心理学等学科,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

罗素是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评价罗素为当时“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当他们两人相遇,会发生什么?

《赵元任早年自传》讲述赵元任与罗素两个天才之间的故事。

赵元任(1892—1982)

伯特兰·罗素(1872-1970)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胡敦复、胡明复和胡适告诉我,梁启超和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请我做罗素的翻译,他很快就要到中国来演讲。三位胡先生警告我说,不要给进步党利用了,给他们提高政治上的名誉,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还说不要让他们只把我当作一个“翻译”。我答应他们会小心行事,同时我也愿意见见这位学者,给他做翻译,他的书对我在哈佛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不过罗素来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到清华教课。我在清华园西南边教务处的院子里头的西南角,找到了一间屋子。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住的那间屋子是一处福地,因为以前在那儿住过的单身汉很快就都结婚了——后来证明我也不例外。

起头儿我教代数和英语,然后教务处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历史和哲学。最后商定我来教心理学和物理。我还没教多少日子,就该南下会罗素了。讲学社(这个社团是专门为邀请罗素来华讲演成立的)的蒋百里跟清华校长金邦正商量,“借”我去当罗素的翻译。蒋百里咨询的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比如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和秦景阳等人。不在清华这阵子,我托朋友王赓用我的讲义替我代课。

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蜡像

我在日记里头说,罗素跟我在照片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象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我们在哈佛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熟起来了。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招待会,第二天在吴淞也是一样。陪着罗素的多拉•勃拉克(Dora Black)也讲了话。我得翻译欢迎辞和罗素与勃拉克的讲话,一般是讲一段翻一段。我发现客套话翻译起来很难,后来翻译演讲倒是相对容易些,尤其是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

在上海没待几天,在回北京之前,我和罗素一行去了杭州、南京和长沙,沿途有趣的事儿很多。在女子高等师范,公众对罗素好奇得不得了,有大概一千五百人挤在外边进不来。那会儿没有好用的音响设备,能让外边的人也听见演讲。这次旅行也是我显示方言知识的机会。在西湖边上的杭州,我把罗素和勃拉克的话翻译成杭州话,杭州话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官话词汇的吴语,因为它以前做过南宋(1127-1279)的都城。我们坐江永号轮船去湖南长沙。一块儿坐船的杨瑞六是湖南这边的赞助人,我从他那儿学了一点湖南话。10月26日,我给罗素晚上的演讲做翻译,快完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上来,带着恭维的口气问我:“您是哪县的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可是他以为我是个官话讲的不好的湖南人,实际上我是能讲官话,湖南话却讲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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