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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龙: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疆域形成的研究,应该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汉书》首设《地理志》,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自传说时代至西汉时期的形成和演变做了相对系统的阐述,可谓首开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研究之先河。[①]此后,历朝各代的正史都有《地理志》详述疆域变化,而唐代出现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出现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明清出现的《一统志》更是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阐述专门化。虽然这些史书不能算作是现代意义的疆域研究,但也为后代进行中国疆域研究奠定了牢固的资料基础。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对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学术界对中国疆域形成的研究日益得到高度重视,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20世纪20-40年代,先后出版了葛绥成先生的《中国边疆沿革史》、[②]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③]夏威先生的《中国疆域拓展史》、[④]童书业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略》[⑤]等著作,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学界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没有中断,经历了从初期处理历史疆域原则问题的讨论到探索中国历史疆域构成及形成规律等理论问题。一方面,马大正、刘狄先生合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过程》、[⑥]刘弘煊先生的《中国疆域史》、[⑦]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⑧]葛剑雄先生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⑨]等有关中国疆域史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得以出版,虽然多是属于对中国疆域形成过程分阶段所做的具体阐述或分析,但却为今天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自2004年始开辟了“疆域理论研究”栏目,有计划地组织了一系列相关专题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索是还有很多原则性的界定尚需广泛讨论,有关探索也并没有完全展开,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影响讨论深入的制约因素。

有感于此,笔者试图针对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从推动相关研究深入的视角略述拙见,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共同推动中国疆域理论的研究。

一、“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及其属性

这似乎是一个不应该有争论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论及中国疆域的形成,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疆域”的指称范围。关于“中国疆域”含义的界定,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明确我们探讨的“中国疆域”之“中国”是何时的“中国”。二是需要对“中国”的属性做出明确界定,要明确它是“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汉族国家?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应该是我们探讨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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