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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笑儒:往事回忆5-南方之行

到1948年,我已经三十五岁。朱相臣已经和郭荣起搭伴好几年,他们经常在电台及各曲艺园子演出,已有很大的声望。那年夏天朱相臣到“联兴”来找我。说骆玉笙要到南方演出,郭荣起病了去不了,常宝霆正结婚;组班缺一场相声,想邀我去。

这事我当时还定不了,朱相臣直接找尹寿山借我半年。说好这次去是拿“包银”,每月法币一亿元,我和朱相臣“刀切账”【注廿】。我们说妥以后,我就随骆玉笙到南方演出。

这次同去的有:单弦演员桂月樵、梅花大鼓演员史文秀及弦师刘文有、钟吉瑞、李元通等。我们乘轮船先到上海。按合同应在“高士满”演出。“高士满”原来是舞厅,改曲艺场需要现按座位,这样我们在上海等了十三天,这十三天每天开工钱。

等到“高士满”把座位按好了以后,到该演出的时候朱相臣病了,原来他那时虽说忌了烟,可是每天还偷着喝烟泡,这时他带的烟泡没有了,成天浑身无力演不了,我就自己说单口。

原来我没有说过单口笑话,单口节目我没有怎么办呢?我就把对口相声变成一个人说,结果效果也很不错。后来还是有人给踅来烟灰,他喝了才恢复正常。我们俩上“倒二”,骆玉笙“攒底”【注廿一】,在上海又邀了田双亮夫妻抖空竹,凑够一台节目。

我和朱相臣演出的节目有《红娘下书》、《窦公训女》、《珍珠衫》、《五百出戏名》等,业务还算不错。但那时物价飞涨,我们这些拿“包银”的演员,确实有些吃不消了,有时就赶一些“堂会”,这样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寄回天津。

由于物价飞涨,银行实行加利息汇款,在上海寄八百到天津家属可以取一千。就是这样,寄钱的人也是要吃亏的,因为那时物价一天就能涨几回嘛!

在上海演出三个月合同期满以后,又到南京,在夫子庙附近的“今古茶社”演出。这时解放军已占据许多城镇,战局发展很快,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市面人心惶惶。这时又赶上法币换金圆券,这一来使许多商业倒闭,许多资本家亏了本,于是就没有这么多的闲人来听曲艺了,我们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每月拿到的法币一亿元换成金圆券,也就将能够个人吃饭的,还差点挨了饿。我又盼着早点回家。好容易南京演出期满,准备回天津;这时津浦线已经不通车,我们又乘火车转道上海,从上海搭轮船回到天津。我又进南市“联兴茶社”。

这时已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天津,天津国民党也调进许多军队,市面很混乱,陈长捷到处还在抓兵,人们就不敢出来,市内娱乐场所全部停业。我们这些茶社的演员也干不了啦,可是家里又等着吃饭怎么办?就在大炮稍稍有停顿的时候,我们就在东兴市场找块空地,说个两段、三段,敛够吃饭的钱马上收摊。就这样干了几天,那年元旦也是这样度过的。终于在1949年1月15日迎来了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稍事停顿,就到了旧历年(即春节),我们又开始演出。这时在“联兴”演出的有尹寿山、耿宝林、于宝林、冯宝华、史文翰、尹笑声、于佑福、刘玉凤、尹秋雯等人。

后来在离“联兴”很近的“有和茶社”,班德贵又组织了一个相声大会。演员有常宝霖、连笑昆、王家齐、刘文亨、刘文贞、高英培、范振钰、李鸣歧、王鸣禄等。这时市区已经委派干部管理,最初到茶社来的就是滕进翔和韩耀华,把我们两家茶社的演员组成两个相声小组,算是有了初步的组织。

经过1951年的文艺界反霸斗争以后,我们两家茶社的相声演员合并,于1956年建立了和平区相声队,由冯宝华、班德贵两个人任队长。到1958年,该队并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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