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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社会学的起点:霍布斯的《利维坦》

对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中心的哲学讨论和社会学讨论来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故意反对其理论的人也会同意这种看法。至于古典社会学家——从滕尼斯到帕森斯——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霍布斯这一事实,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按照布尔所提议的分类法,我们的思考就要略掉格劳秀斯的中介立场,从霍布斯的现实主义立场行进到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或者换一个更严谨的说法,行进到更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进路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笔直的。但是这样一来,社会理论就在一位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它继续前进的“出发点”,或者被用来抨击的“靶子”,而这位思想家著作中的观点直到20世纪都还被用来为非自由主义的强权政治现实主义辩护。

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同,托马斯·霍布斯断然与古典自然法理论划清了界限,并将其哲学和政治理论建立在严格的个人主义假设之上。斯多葛学派和经院哲学的自然法理论全都假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由法来统辖的,嵌入其中的个体能够认识而且也必须遵循这些法则。霍布斯则摆脱了这种成见,只承认个体的自我保存权利为唯一的自然权利。诚然,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几乎没有上帝的位置;但对于社会理论上的探讨而言,更为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由于抛弃了经典自然法理论关于人类天然合群性的习惯说法,便不得不基于人们彼此之间漠不关心的人类学假设,从个体自私的利益追逐中推导出了社会的秩序。霍布斯把人类的行为能力化约为激情和利益的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采用个体的自我保存权利这种说辞,能够为构建一套普遍认可的伦理学提供某种无可置疑的基础。格劳秀斯就利用了这一点,而霍布斯则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他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霍布斯的思路,即,只有采用人人都能理解的“最简单的自然权利理论”,才能为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提供坚实的论证基础,避免得出蒙田式相对主义的、怀疑论的结论;至少对于在英国内战的背景下撰写著作的霍布斯来说,这样的结论必将引起无休止的世界观上的争辩。

自然状态的设定应该能够以近乎几何学的方法证明,那些被描述为自私自利的个体怎么能和为什么能就普遍认可的秩序达成共识。这种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学是以《利维坦》(1651)中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为开端的。

霍布斯也许是第一位有意进行“自然状态”的思想实验并且创造了这一概念的思想家,不过,在格劳秀斯的著作中就已经有类似的想法了。对于后来所有的权利理论来说,“自然状态”都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不管它是被当作纯粹假设的状态,还是具有一定现实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追逐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为此不惜诉诸暴力和欺骗手段,不过,每个人也随时准备成为暴力和欺骗行为的牺牲品,因此,人人都无法安全地享受自己的财产和人生。如何摆脱这种自然状态呢?又如何从这样的自然状态中建立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呢?霍布斯的方案是,在死亡恐惧的驱使下,所有人都服从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或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统治者的意志。如今,这个方案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模式。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从这些相当个人主义甚至原子主义的理论中,会得出极其非自由主义的结论。有趣的是,霍布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人注意,那就是,国家内部的和平也许可以通过强大的集权国家予以保障,但这些国家巨物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另一种危险!如果我们承认弱小国家的冲突造成的危险较小,那么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后果就又一次威胁到了个体公民的安全,从而也部分地抵消了建立强大国家的理由,即摆脱内战的危险。所以,事实就是,霍布斯所偏爱的摆脱社会内部自然状态的办法恰恰导致了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而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并不总是前后一贯的。一方面,他绝非是对国家间战争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利用它作为经验证据而非比喻性的说法,以证明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非但不是一个虚构的想法,反而是一个现实的、可以体验到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前人从未有的夸大其词强调社会内部冲突的危险性,却对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轻描淡写——尽管我们也得承认,对霍布斯而言,国家互相之间的行为肯定是遵守某些规则的。因为正如他在《利维坦》中所强调的,国家之间都生活在“永久的战争状态中,在战场的周围,边界都武装起来,大炮指向四邻”。然而,在霍布斯看来,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相对于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来说还不算太糟糕,也并非不可避免。他认为,国家更能够自我克制,不致让一国的全体国民卷入战争;国家也比个人更为强大,因而也不太关注如何继续扩大其权力。此外,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维持了臣民的勤勉”,所以没有“产生随着个人自由行动而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所有这些缓解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局,也使它们彼此之间的均衡成为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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