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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丨越界写作:编剧教师需将学生转变成“危险公民”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戏剧与影视评论”(ID:juping_2016),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年11月总第15期。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译者按:《我与静默》的剧作者内奥米·华莱士在写作之余,也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爱荷华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等高校教授英国文学、诗歌和编剧。

本文是2007年10月,华莱士在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所做的演讲。她在文中提出“越界写作”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与静默》这个描写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剧本背后,作者所持的态度和立场;而文中关于剧作者社会责任的讨论和对于编剧教师的建议,其适用性恐怕并不限于西方国家,尤其在主流戏剧等同于国家戏剧的地方,剧作者的越界意识更难坚持,也更加可贵。

你以什么目的、为何种利益而写作?

最好的戏剧写作是一种越界行为—— 作为编剧教师,我们应该鼓励学生跨越界限,重绘界限,擦除界限,甚至可以增加界限,以便我们静观、前行以至突围。

如果像恩古齐·瓦·提安哥[1]所说,知识分子或作家“是以文字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思想生产者”,那么,问题就变成,我们要如何鼓励学生使用生产工具(使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写作负责,回应他人的写作),并使他们思考:我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的写作仅仅是积累和捍卫私人财产的实践,还是一种推动剧作者和从业者共同体的集体奋斗(即便独自追求)?

换言之,我(和你)为什么目的、为何种利益而写作?作为教师、学生和作家,我们和社会现状、权力结构、大众观念以及陈规旧习的关系是什么?是去强化还是去挑战?我们是做讨好的人还是做讨嫌的人?(成为讨嫌的人,在我看来,是一种高贵的事业心。)

社会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触及

我相信主流文化和主流戏剧的工作是维持和谐。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就是鼓励年轻作者去打破和谐,面对权力揭开谎言,说出真相。认真思考一下鼓励(en-courage)这个词:我们给予学生勇气(courage)到底去做什么?答案不仅仅是娱乐。

当戏剧专业的学生走进教室,很少有人能带着我们所谓的“原创性头脑”。当然,他们的创造性,他们怀疑和思考的能力仍然存在,但是它们被一种将个体凌驾于共同体、利益凌驾于和平、财产凌驾于人类需要的文化所统治、所抑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如果一种创造力和新思想不能服务于资本、帝国及其最致命的副产品——种族主义、恐同症、阶级优越论和性别歧视,那么我们的文化就对它充满敌意。年轻的作者常常会将这些价值观带进课堂,带入自己的写作,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这些价值观只能导致一种虚弱、浅薄、陈腐、死气沉沉的戏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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