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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妇女形象的是哪“两个半”人

蔡畅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作者:高华,原题:革命女性陈琮英

2003年,101岁的陈琮英静悄悄地走了。对今天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偌大的中国,还记得这位老太太的,或许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老干部和专职搞党史研究的人了。就是在这些人群中,陈琮英也更多是以任弼时夫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她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和淡忘了。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波涛汹涌,众多的女性也投身于革命狂流。在那幅色彩斑斓的女性革命画卷中,人们熟悉的只是那些身着阴丹士林长杉、剪着齐眉短发、站在人群中疾声呼号的五四新女性,或是手持驳壳短枪、穿着对襟褂子的根据地女区委书记的影像,在这种模式化的图影中,更能说明中国革命之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另一类女革命者就被遮掩了。

任弼时,这位从五四新思潮中走来,20世纪2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S书J记、中共七大后担任中央S书J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早在少年时代,就由父亲安排,与陈琮英结婚,这门婚姻是任弼时的父亲为维系两家之好而为其子指腹为婚定下的。还在少女时代,在长沙袜厂做工的陈琮英,就不断接济任弼时,帮助他完成学业。深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任弼时,对旧传统的反抗,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通常采用的绝决方式迥然不同,他给妻子以革命的启蒙,把她带上革命道路。这两位青梅竹马的伴侣,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离不弃,成为相守终生的革命伴侣。

中国革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但何为革命?与传统观念、传统制度彻底决裂之行动也。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激进革命青年,秉救国济世之宏志,怀义无反顾之决心,脱离旧家庭,脱离旧学校,或乘舟沿江而下,或束装奔向南国,离家别妇,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家乡的一切都慢慢遥远。在烽火革命路上,共同的理想又把一对对革命男女组合成新的革命伴侣,革命成功后,当年的红花白马凯旋故里时,旧时屋檐下端坐着的那位,早已是青丝变白发,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这种情况,非单纯人为因素所致,多为客观环境而促成,不仅存在于军人中,在革命文化人中也很普遍。

陈琮英由任弼时带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那紧张的岁月中,任弼时和她辗转于上海、汉口、广州。1926年11月,任弼时还将陈琮英带到莫斯科,一位思想激越、背景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的共青团总S书J记,与指腹为婚的妻子,一同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执委大会,这或许会令今天的青年人感到意外,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革命伴侣刘群先就是无锡纱厂的女工,刘群先也曾和博古同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在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劳工神圣和五四反传统并行不悖,人们既能看到像谢冰滢那样的北伐军中英姿飒爽的知识女兵,也能发现端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课堂里的中国纱厂的女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一个职业革命家和他童工出身的妻子,并排站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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