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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宰相之间权力的河床

张耐冬/文

近百年来,对中国古代政治与官僚制度的评价,好似在波峰与波谷之间震荡。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派以欧美近代文官制与代议制为参照系,批判古代官僚制的弊端,希望中国政制脱胎换骨,习用近代制度;另一派则尽力“从中国发现历史”,强调本国传统中的优质资源,并试图用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理念对制度原则进行解释,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借用《三体》里的概念,可以将前者称之为“降临派”,而对后者名之以“拯救派”。

“拯救派”与“降临派”在观点上犹如两极,却永远无法说服对方,因为他们的视野从未重合。就像“降临派”无法否认中国古代官制的发达与高效,“拯救派”也不能否定这套制度所衍生出的特权与官本位对政治与社会的腐蚀,以及官僚体制存在的基础便是帝制政体这一现实。“降临派”针对古代官僚体制的价值体系,施之以政治理性主义的批判;“拯救派”是文化本位论的历史救赎,维护的是这一制度背后的观念与社会传统。两派都是从整体上对官僚制乃至传统进行评估,却各自抓住这头大象的一端,“降临派”想要阻止它进入现代的瓷器店,“拯救派”则力图防止它被塞进冰箱。

对古代官僚制做整体的评估,做出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彻底抛弃的选择,这是思想家们喜欢做的事,历史学家并不如此着手去梳理制度。在考察古代制度时,历史学家更倾向于从某一具体层面的个别制度入手,探讨其中的权责关系、层级结构与时代变迁,窥一叶而知秋。高度发达的古代官僚制,也成了史学家们深耕的乐土,制度史研究隐然成为新史学中当之无愧的大宗。

若将历史视为一条千里一曲的长河,政治自然是川流不息的河中之水,制度则是看似不那么富有灵性的河床。在日常状态下,河床规定了河流的流向,制约着河水的流速,若没有制度,古代政治将成为无序的乱流,“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河水在奔流向海的过程中,哪里有水中小洲,何处会出现浅滩,都是河床特色的体现。官僚制度就是对古代政治做出整体规定性的河床,它的基本框架,决定了古代政治的基本走向,也带动了古代历史的变迁。

在古代官僚制度中,具体的行政机构与职官当然足以成为史学的考察对象,不过真正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居于制度顶层、掌握最多政治资源与行政信息的那一群人。这些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公卿”的重臣,是官僚制的核心,也是各类政务得以顺利运行的枢纽。他们既是高级官僚,也是能够“坐而论道”的决策参与者,而其中最为特殊也最为关键的,就是备受瞩目的“宰相”。然而,对于什么是宰相、宰相是否有明确职权、历代是否存在宰相制度等问题,古今的认识都较为模糊,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将之具体化的作品向来缺乏。直到20世纪90年代,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下简称《宰相制度》)出版,才将宰相放回到汉唐间政治与制度变迁的本来位置。二十余年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部当年开风气之先之作推送到更多读者的面前,让史学类书籍的阅读者得以认识到古史之川中河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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