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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的弹性:古代中国的民族与边疆

维舟/文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历史上也常被称为“汉人”,这一点人所共知。不仅如此,在传统的白话口语中,还有诸如“汉子”、“老汉”、“好汉”、“一条大汉”、“恶汉”、“痴汉”这样的说法,以“汉”指代成年男性。“汉”在中国,经历了从天河(天汉)变为江河(襄汉),又从江河变为地理区域(汉中),再因刘邦受封汉王后建立汉朝而变为国号,但最终再由朝代名变为族称与普通男性代称,则是在魏晋南北朝那个乱世奠定下来的。

虽然早在西汉时,朝廷上下就已多自称“汉家”,但这多仅指汉室,据《史记·大宛列传》等可推断,当时北方域外各族更多是沿用旧称而将中国人称作“秦人”的。但四五百年后五胡乱华时,“汉”的符号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率先在中原建立胡族政权的匈奴贵族刘渊仍要以“汉”为国号,以此收摄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胡”与“汉”成为人人皆知的身份标记,连普通人也都有这种强烈的身份自觉意识,一如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中所宣示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汉人”才取代之前的“诸夏”、“秦人”,成为对内对外最明确的身份认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却不完全是血缘、民族意义上的。陈寅恪早已指出,当时的胡汉分界,更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种族——胡化的汉人即被视为胡人,而汉化的胡人则被视为汉人。这符合韩愈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中国文化传统中一贯以文化作为我群与他者之间更为根本的区分标志,也确实更具有解释力。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暗含了陈先生一贯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主张:汉人之所以能凝结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依靠的不是狭隘本族血统的繁衍,而是文化的涵化力量。

不过,胡鸿在回望那段对汉族的形成而言至关重要的时期时,认为从族群或文化的视角去理解都是有问题的,甚或是后人的一种时代错置,因为当时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确,正如他所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整个古代与中古时期,除了各级政治体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其他的‘群体’如阶级、性别、地域、职业群体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当时在中国,只有政治体才能真正凝结并动员一个群体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起来,族群名号只是一个方便的符号。就此,他认为中古时期“华夏化”应更重视政治体的视角。

这对理解中古历史,当然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不过严格来说,它也不是全新的创见。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一书中就指出,清朝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满族”群体,“满人/汉人”的身份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分类范畴是“旗人/民人”,但“旗人”其实是个多民族、跨种族的政治概念。这个事例对我们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族群关系颇有启发(遗憾的是,胡鸿似未参见此书),意味着当时的“胡/汉”二分法极有可能也不是族群分类,而是统治的军政集团与民人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重新理解北魏奠基者高欢(鲜卑化的汉人)一面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一面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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