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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统”,给世界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梁永佳/文

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新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于2017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杜赞奇先后执教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他不仅是一位东亚史名家,而且在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中国读者熟悉的《文化、权力、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探讨清末民国期间,国家权力深入基层所遭遇的“内卷化”困境;第二部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底边研究的方法解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第三部著作《主权与本真:“满洲国”和东亚现代性》分析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模式,虽不及前两本流行,却是一部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著作。如果说三部著作有一贯主题,当数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深度怀疑。

现在这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延续了这一主题,却更具有时代性,视野也更宏大。杜赞奇将全球现代性危机与民族-国家叙事联系在一起,试图找到一条出路。所谓“全球现代性”,指非西方世界被迫或者主动遵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是其两大特征。而“全球现代性危机”,则指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借助资本主义制度和当代科学技术,过度提升国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于民族-国家的自强事业几乎不受限制,导致多数国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成全整个人类的生存,全球现代性危机因此日益严重。

如果仅仅呈现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应对,那么这本书恐怕不过只是一份平庸的报告,杜赞奇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从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找到一条出路。因此,这本书的主体并非全球现代性本身,而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社会学。作者的论点是,“亚洲传统”可以启发当代世界去探索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正是该书副标题的含义。

为现代性危机找到出路,是一个社会理论难题。例如,韦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意义失落的铁笼,价值的多样、资本的支配、科层制的竞争优势,将导致人类在整体上解体。这一解体过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宗教退出公共生活并让位于理性,这就是经典世俗化理论,在韦伯看来不可避免。深受韦伯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布迪厄,基本延续这一悲观态度,甚至对现代性很绝望。或许哈贝马斯是一个例外,但他仍对自己重新启动的启蒙计划放心不下,每过几年都要处理一次宗教复兴问题。他和其他几位当代社会思想家一道,尽管否定了韦伯的世俗化预测,但仍难以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碎片化找到一条可行出路。要想在思想和制度的重围中为现代性找到一线希望,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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