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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音乐的使命就是好听 不应该承担太多

陈丽萍/文

五月,2017年的端午临近,坐在天桥剧场排练厅里的周云蓬与从前大不一样:生了一场大病,于是“戒了烟,戒了酒,顺便戒了猪肉”;剪了短发,蓝白衬衫配牛仔裤;少了些个性,多了些平常。而一双花色马丁靴还是暴露了他的朋克底色。直到今天,唱起《中国孩子》,他仍然会冲动。他曾说:“不想做一个慈祥的老人,想越老越锋利。”

从接近诗性召唤的《沉默如谜的呼吸》,带有自传色彩的《盲人影院》,到传唱极广的《中国孩子》、《不会说话的爱情》,周云蓬的歌曲都在触碰人们心底最深的悲伤和愤怒。他说音乐就是好听,不应该承担太多;他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孩子;他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而是敢于承担反抗带来的代价。

在《绿皮火车》里,周云蓬一路吟唱,走遍了南方与北方。如今的周云蓬还在扩张自己的版图,在他新出的诗集《午夜起来听寂静》里,他写到自己用“狂走”来治愈身体:逛香港的老街;去旧金山参加帕蒂·史密斯的演唱会,追寻“垮掉一派”的步伐;到洛杉矶参加音乐节,无比激动地听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滚石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罗杰·沃斯特……在周云蓬看来,西方与东方的划分是政治化的,而说到底,其实都是人类的问题。他坦然承认自己对西方音乐形式的借鉴和模仿,又不断用自己的生活细节丰富创作的独特性。他从古诗词中走进祖先的灵魂,又用现代人的情感唱出《杜甫三章》。周云蓬的“明眼”也许就在于此,他看不到边界,也就不受“约定俗成”的束缚,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世界,所有人是一个整体。

这次来京,周云蓬除了一场个人演出,还做了一个有关诗意的演讲。演讲中,面对台下的听众,他说自己更喜欢把人群想象成个体,“很具体,一个我,和一个你,这样对话更诚实,更能显现出我的困惑和困境,而不是把我自认为的真理讲给大家。”

音乐创作

经济观察报:你早期的一些歌曲和歌词,有很多批判性的内容,情绪也挺激烈,现在的创作态度会有所转变吗?看待事物还会有很激烈的情绪在里面吗?

周云蓬:其实也会,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了,有时候需要话少一点,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可能就是几句话。像我前一段写的《表叔》,讲的是一个在大理被抓到精神病院的人,也是我们日常中一个很无奈的故事。人总会有情绪,不可能没有愤怒、或者是情绪不波动——没有了那种焰火,活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经济观察报:所以,如果现在你被一些现象触动,还是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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