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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休四个月产假 我后悔了40年

深圳卫视辣妈学院
20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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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辣语:本文主人公安吉拉(Angela Neustatter)在孩子四个月时,回到了工作岗位。但之后她发现,“母亲”这个角色的过早缺席对孩子的性格、甚至是人生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影响。

做了自由职业者之后,安吉拉有更多的时间与两个儿子(卡托左,泽克右)相处,伴随他们成长。期间,她有了更多切实的体验和感受。后来,她长期专注于儿童福利、女性心理等领域的探讨和研究。

算起来,我儿子泽克(Zek)也到了“奔四”的年龄,也有了自己的女儿。可直到现在,泽克依然保留着他孩童时期的个性:疑心重、喜怒无常,不肯轻易对人敞开心扉,和他阳光开朗的弟弟完全不同。多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自责。在他刚出生的那会儿,如果我能够陪在他身边、而不是狠下心回职场打拼。也许一切就会完全不同了。

泽克是我们的第一个小孩,他的出生曾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快乐。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最喜欢看着他熟睡的模样,小脸蛋像苹果一样红润,长长的眼睫毛如翅膀般微微颤动,吃饱了之后,嘴角时不时露出惬意的微笑,宛如一个降临到人世间、憩息在我怀里的小天使。他的世界看起来如此奇妙,让我着迷不已,发誓要做一个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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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泽克越来越离不开我。但是我的四个月产假很快就休完,得回去上班了。身为一个报纸编辑,我喜欢我的工作,也确实需要这份薪水。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给泽克找了个不错的保姆,并确信他会很快能适应母亲不在身边的生活。

从外表来看,泽克也确实健康地成长着,这让我放心了不少。那段时间,我每天加班到很晚,到家已经累得动也不想动了,根本没力气再去陪孩子。我的丈夫在电影行业工作,经常连着几天不在家,更指望不上他。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双重打击——即使我在家,泽克也失去了我,而我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他。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孩在想什么。很快泽克有变化了,他变得非常粘人,只要我离开了他的视线,马上就嚎啕大哭。慢慢地我发现,并不是我离开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就算周末我整天陪着他,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泽克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稍有不如意就发火。

在学校里,激动起来他会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废物。其他时候,他整个人都是一副倒霉鬼的衰样。我终于意识到,过早地撇下他犯了大错。泽克和我很疏远,但是对于从小贴身照顾他的保姆,有一种潜意识里的亲切感。直到现在,泽克和小时候的保姆依然保持联系。

那时的我对母婴之间的依恋天性并没有太多体会。但是当我为了新书《心灵的港湾》做研究时,才意识到,对于茫然无措的婴儿来说,只有照顾自己的人最值得信赖,他需要在母亲的引导下更好地去认识探索这个世界,形成自己的性格特点。

“母亲”这个角色如果突然缺席,孩子就会产生分离焦虑(Dissociative anxiety,指婴幼儿因与亲人分离而引起的焦虑、不安的情绪反应),后果很严重。现在我想告诉所有父母,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母亲的陪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给他们一个持久的,有安全感的环境,这对一岁内的宝宝,尤其必须。如果你错过了这一阶段,意味着你无法跟上他成长的每一步,而这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在泽克两岁半的时候,我辞去工作,在家当自由撰稿人,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可是这个决定已经太晚了。即使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泽克依然对我很戒备,有了自己的想法后,对我更排斥,经常狠狠地责怪我。我心碎地意识到,这段时间的分开已经给我们的母子关系蒙上了阴影,我做什么都难以弥补。

泽克四岁多的时候,我又有了二儿子卡托(Cato)。有了大儿子的教训,这一次我选择认真地陪孩子成长,无论是卡托第一次喊妈妈,还是第一次摔倒,都没有再错过。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卡托坐在摇篮中玩耍,我在一旁看书写稿,只要他需要,我随时都能站起身出现在他身边。这画面美好而真实。我确信我和卡托之间的情感纽带一直不曾断过。他看起来总是轻松、有活力、脾气温和,有安全感并易于接受他人。在他身上,我丝毫感觉不到泽克惯有的易怒和焦躁。

卡托的安全感也让他相对独立,即使我和丈夫不在他身边,也可以自己玩得很好。他的小伙伴也很多,有时候都不乐意让我跟着他。6岁时,他上学了,偷偷地在雾气蒸腾的浴室里,用手指在镜面上写下小秘密,出现最多的就是他的女同学艾米丽的名字,还伴有一颗大大的爱心。

有时候他忘了抹去,被我发现也不尴尬,朝我吐吐舌头。在我和他爸爸面前,卡托的感情向来没遮没拦。失恋时,他就趴在我的肩膀抽泣。一旦陷入爱河,他就快乐地领女友来见我们了。泽克就显得格外疑虑和谨慎。他有第一个女友的时候,我毫不知情。直到他们打算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她。

此外,两兄弟还有很多不同之处。泽克有点偏激,与人打交道时习惯性保持否定、对抗的姿态。而卡托是典型的乐天派,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是信心十足、笑着面对。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被抛弃感,不存在童年的创伤记忆。而对于泽克,我一直心怀愧疚。在他最需要妈妈来引导自己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时,我却把他丢给保姆,跑去工作了。

并不是只我一个母亲有这样的心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前顾问、普林斯顿大学的前院长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就曾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她的观点是,一个女性同时拥有事业家庭而不作任何牺牲,是根本不可能的。

女人的母性本能非常根深蒂固,她们在面临两难选择时往往会以家庭为重,所以社会和企业必须创造有利的环境来帮助她们平衡兼顾。而现在,她们并不拥有这样的环境。就拿斯劳特自己来说,尽管同为大学教授的丈夫有很多时间可以操持家务,但她仍为自己的缺席深感忧虑。

当斯劳特发现,14岁的儿子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地失控”了,她毅然放弃了这个权势十足的职位,因为:“我的家庭比我的国家更需要我。”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对有工作的妈妈降低或是免除税收,并给全职母亲提供津贴。我想我的亲身经历是给他们很好的例证支持。

为了弥补我和泽克越来越大的感情裂缝,当他进入成人期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深谈。当然,那时他还太小,甚至到现在也不觉得我有带给他过什么伤害。母爱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对当事人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我仍然需要向他道歉,并亲口告诉他他对我非常重要,我对他的爱毋庸置疑。

幸运地是,泽克和我的关系并没有变成悲剧。最近几年,我们之间的相处渐渐趋向温和亲近。几年前,他的妻子怀孕后,泽克提出可否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我自然是高兴地答应了,很快添了一个小公主易莎娜(Isana),家里的氛围更是热闹非凡。看着易莎娜对儿子充满依恋的样子,我的内心充满感动。后来有一天,泽克告诉我,他看到易莎娜对我也有同样依恋的眼神,他感到非常开心。我终于放下了这些年来的愧疚。算一算,都快4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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