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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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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

──伯林与施特劳斯

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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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一)

1996年,萌萌要编《1999独白》,希望我写篇随笔,以便告别二十世纪。

我没有理会。萌萌很有耐性,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我。我不觉得1999是特别的年头,也无法“告别”二十世纪。不是不愿意告别,而是没法告别,二十世纪太让我困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半辈子,可以用一篇随笔“告别”?别人可以,我不行。

日历上毕竟有1999年最后那一天。这是一个时限,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在某一天必死。如果设想真的如此,我对生活最后想说点什么呢?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是思想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理睬萌萌的邀请,其实心里一直在想:1999年最后一天前,我最想说点什么?

98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这两位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人物都以为:人类的根本问题──价值冲突──无法解决,政治哲学就是为这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我感到困惑:如果哲学是为根本就无解的问题而活,哲学何为?停止哲学思考算了。

1994年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译本1993年问世,译者之一黄炎平兄送了我一套(此前我自己卖了一套),那篇短短几千字的“绪论”令我惊讶。西方各类哲学史书我读过不少,这“绪论”绝然不同凡响。我马上读了书末所附施特劳斯的所闻世弟子写的“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消遥》的立场吗?我怎么会与这个人那么相近呢?

这自然不是真正的困惑所在。当时,我正在写《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其中的立场明显从《拯救与消遥》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退却了。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拯救与消遥》以后,在舍勒价值现象学的绝对主义支撑下,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随后,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入手,转入韦伯、曼海姆的社会理论,想要搞清楚价值相对主义的理由,于是就有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读到施特劳斯时,我还在韦伯、曼海姆的价值相对主义中没有回头。无论如何,这条路我必须走到尽头、看个究竟。完成《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后,我才把《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所写的章节挑出来读,也找来《自然权利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来读,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施特劳斯不过老学究,一边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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