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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影响:中日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

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

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正文

应该说,使得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大分流”的原因,绝不限于上述所举的中日两国差异,还有更复杂和更深层的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为一种文明体系,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续不断的例外。产生和维系这个文明体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理论,反过来也必然使中国历代统治者越加确信,这是维护王朝中央统治的基石。这种信念还因以下几种因素而得到强化。第一是长期性。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0年)为止,总计存在了1164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交(前475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为止,延续了2315年,差不多比西欧封建社会历史长一倍。尽管这种时间上的比较有局限性,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段远比西欧社会长却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是坚韧性。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坚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历史时期之长和高度发达,还表现为农民具有强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几千年中一次次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冲击和调整着生产关系中难以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使中国的这种小生产方式变得十分坚韧,富于弹性。第三是相对封闭性。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中,由于中国周围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周围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加上与世界其他地区交通的困难,使得在中国这种生产方式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长期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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