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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影响:中日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别

近代中国
201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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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

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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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应该说,使得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出现“大分流”的原因,绝不限于上述所举的中日两国差异,还有更复杂和更深层的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为一种文明体系,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能延续不断的例外。产生和维系这个文明体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理论,反过来也必然使中国历代统治者越加确信,这是维护王朝中央统治的基石。这种信念还因以下几种因素而得到强化。第一是长期性。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0年)为止,总计存在了1164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交(前475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为止,延续了2315年,差不多比西欧封建社会历史长一倍。尽管这种时间上的比较有局限性,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时段远比西欧社会长却是可以肯定的。第二是坚韧性。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坚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历史时期之长和高度发达,还表现为农民具有强大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几千年中一次次周期性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冲击和调整着生产关系中难以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使中国的这种小生产方式变得十分坚韧,富于弹性。第三是相对封闭性。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中,由于中国周围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周围国家的生产力、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加上与世界其他地区交通的困难,使得在中国这种生产方式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长期一枝独秀。

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历朝封建统治者还辅以种种相应的政策,使它更富于活力。如统治者动员国家力量,发展农业气象观测和大规模兴修水利灌溉事业;远在战国时期就允许土地买卖,使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土地资本,不至于成为小生产方式的“腐蚀剂”;政治上强调农业重要性,保障地主阶级成为国家统治力量的基础和支柱;文化和制度上以“重义理轻艺事”、“重义贱利”的儒家学说为正统;长期实行并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又使社会中最有知识的人才尽行纳入封建官僚的体制之中,保证了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活力,甚至包容和同化了各个时期外来的民族和外来的文化;等等。如此种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长期对外闭塞的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无疑,这种模式由于上述种种特点,自然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占有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地位。

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中,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本身虽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但是对于整个济体系来说,却具有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中国的大门时,面对的是历经几年时间、自成系统和行之有效的、以农为本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在这基础上形成的统治秩序、社会制度等,都早已被一代代中国统治者作为传统和治国之要而视为不易的信念了。也因此,晚清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可能主动放弃祖宗成法,并追随“洋夷”以“工商”立国,不可能承认这种与自己传统完全不一样的生产方式的优越和先进,并进而对其接受和倡导。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和模仿其他文明的这种民族传统,正如许多学者论述过的那样,是与日本作为岛国、身处亚美两大洲之间、民族单一、不容易遭受外族侵略等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从历史上形成的。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而“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吉田茂: 《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14页。)这一点,直到今天还在日本的文字、建筑、服饰、饮食和工业科技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日本形成的是与中国不一样的历史传统,当突然面对西洋文明的冲击时,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序言中,对西方文明传到日本的初期情况如此描写: “自从嘉永年间美国人来到日本,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通邮、贸易等条约,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福泽谕吉进而认为,“人心的骚乱至今仍然在日甚一日地发展着,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2页。)

总之,中日早期现代化发展出现的“大分流”,既有外因的不同作用,也有内因的种种差异。可就是这种种不同因素导致的政府干预之不同,使得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代化努力出现了不同的局面。也就是说,后发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干预,相当于改变或重建一国经济演变的舞台,不同的干预措施和目的,必然给一国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影响。鉴往思今,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要格外给予重视和关注。

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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