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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魏晋的乱局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上基础,则不容辩驳。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从脸谱论人物

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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