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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寻 找 他 山 的 历 史 》 自 序

历史学科教育
201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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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乘旦

男,汉族,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1973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1985年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后,曾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学委员会委员等职。2003年11月曾与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作《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学科专长及研究方向 英国史;世界史;现代化历史比较;西方文化史。

一九七八年,我二十九岁。这一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蒋孟引先生读英国史,开始了我的研究生学习。

两年前,“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烽火硝烟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慢慢消散,全国人民松了一口气。此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学也全面招生。我当时非常兴奋,希望能考上大学,好好读书,接受一次真正的大学教育。

但我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我没有报考资格。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当过“工农兵大学生”,就算已经上过大学了,因此没有必要再上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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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委屈,谁都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认为我上过大学。一九七三年,张铁生大闹考场。那一年,全国有很多知青参加了一场考试,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张铁生交白卷”成为一次政治事件,此后就有很多省份取消了录取结果,以此来堵绝“修正主义的猖狂反扑”。但江苏省没有推倒重来,于是我就以“一县状元”的身份走进南京师范学院,开始了我的“上、管、改”①生活。不过“上、管、改”的经历却是蓄意不让人学习的,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想悄悄学点东西的人,就被认定有“白专”倾向,毕业后回到原地,除了在身份上取得“教师”的资格外,我觉得我学到的只比我插队五年间自学所学到的多出一点点。为此我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就渴望能上一次真正的大学。

然而当真正的大学开始招手时,我却没有资格。我当时的心情极其沮丧。

一九七八年,新的机会又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得那么快。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招生。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录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

我报考的是世界史专业,没想到考取了。从内心说,我确实不认为我有过本科的经历,但又失去高考的资格,所以就只好背水一战,“跳级”报考了研究生。按照当时“计划经济”的办法,我被分配给蒋孟引教授,学习英国史。主管的老师没有忘记征求一下我们(共三人)的意见,我抱定主意:只要有书读,学什么都可以。但凭心而论,学英国史,我当时有点别扭:英国那么个小不点国家,有什么历史好学?

后来证明我错了,一旦走进英国史大门,我就被完全吸引住了。英国在世界上发挥过特殊的作用,而它的近代史,几乎涉及半个世界。不仅如此,英国又是第一个走进工业化的国家,我读它的历史,就觉得有许多事怎么会那么眼熟,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我读着它就会联想起我所生活的中国,联想起我每天看见和听到的事。我熟悉这些事,也了解这些事,相识的情景隐隐浮现在脑中,甚至埋藏在我的无意识中。虽说它们形影飘忽,又发生在他乡异国,但我却能触摸它们,似乎是 “心有灵犀”。这种感觉让我很惊讶,因为英国和我相离万里,我和历史又远隔经年,英国的历史怎么会让我感到熟悉,很多事就仿佛发生在身边?我突然想到:历史和现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它让人超越时空,感悟社会最深刻的本质?

这种想法慢慢在我脑子里定型,我现在确信:历史与现实并不分开,历史是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这不仅是说,历史和现实有承继关系,历史是现实之源;而且是指,历史在塑造现实,现实也在塑造历史;历史和现实是一双叠影,你看到的历史必定是某种现实,而你看到的现实也一定是一种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与现实是同生同在的,历史规范着现实,现实也规范着历史。

这就是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在“时”、“空”两个维度中,我们只谈了“时间”的维度。在时间维度中,过去与现在互相叠映。但“空间”维度也提出同样的问题:空间的距离会使历史分开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历史,是否可以相互叠映?

这就提出了历史的共同性问题,在这个标榜特殊性的时代,共同性似乎受到围剿。

不过我确信共同性是有的,只是有多少的问题。共同性的最小通约数是人,我们都属于人类社会。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那上面说:在农业文明出现以前———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间几乎毫无关联的人,呈现出惊人的共同性。是农业文明将人类的共同性瓦解了:自农业文明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就日益变得同,“文明的差异”出现了,历史的共同性也日益缩小。但工业文明又逆转了这个过程,直至今天再形成“全球化”。换一个说法就是:农业文明扩大了差异,工业文明则倾向趋同。①我觉得它说得对。

按照这个思路,人类的历史总是有共同性的,而工业时代的历史会有更多的共同性。若果真是这样,那么不同历史的沟通就有了基础,而跨国家、跨地域、跨文明的历史思考就可以进行。换句话说,不同的历史可以互相为影映。

这就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这些是我在学习英国史的过程中渐渐领

悟出来的。我渐渐体会到:外国的历史可以帮助中国人思考自己;而由于共同性的递增,外国的近代史会比古代的中国史更有益于中国人思考现在的自己。

历史学一向有两个功能,一是复原过去,二是启示当前。在历史学领域中,复原过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目标,许多人为此奋斗不已。但历史的复原一定是在与当代对话的过程中进行的,于是历史的当代意义即启发作用便隐藏于背后,指导着历史学家的活动,而无论他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历史学家都把“还原过去”和“思考现时”融为一体,而东方史学和西方史学也一直坚持着两轨并举。不过在世界彼此分割的时代,也就是在大航海和全球贸易尚未开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②东方和西方———事实上是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只能还原各自的过去,思考各自的现时,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并不存在。今天的世界却不同了,今天的世界只是个“地球村”,彼此学习和借鉴已不可避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在历史学的功能中,学习和思考的对象,就必须是全世界的历史。进而,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外国史具有更直接的启示作用,因为外国的现代化过程———无论已经过去或正在经历的,都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考。在这方面,外国史承负着无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一个年轻幼嫩的学科而言,却是一项沉重的使命。

尽管外国史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

取得很大进步,但相对于它的使命,却需要更大的努力。

① 所谓“上、管、改”是指“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学生是大学的主人,从工厂、农村、部队来的“工农兵学员”担负着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使命,在这些使命中,却不包括“学习”。那时的情况,现在年轻人已很难想象了。

② Felipe Fernandez-Armesto,The World,A History,PearsonPrentice Hall,New Jersey,2007,见该书第三章。

③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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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 2010 年创刊号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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