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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六室的房门。举手之间还犹疑不定,虽说我在北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正好是邓广铭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我面前敞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学校任教,游离于学术界之外。后来有一天,心中涌动着对学术的向往,于是就这样莽莽撞撞地敲开了邓先生的家门。老实说,在这之前,不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够跻身于北京大学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我去中华书局。没承想,待他仔细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要把我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门对此发出质疑:北京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调进这种人合适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资格取人。据说他还为此找过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长。半年后,我相当顺利地进入了北大。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但凡学术大师,大抵都有一双法眼。世俗学者知人论事,多半是依据资格轩轾高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师的本事,是在一个人未成气候之前就预知他的未来。当年胡适、傅斯年在邓先生未出茅庐之时就对他期许很高,那就是一种大师的眼光。

后来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馀力的哟!”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文革动乱结束后,中国史学界人材凋零,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当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时,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词。前几年,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一篇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一九九一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后来我应《北京大学学报》之约,为“北大学人”专栏撰写一篇邓先生的小传,邓先生在看校样时也在文章的后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话。看得出来,他对此是极为在意的。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正是有了傅斯年、邓广铭先生这样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才代有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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