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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秋瑾为何拔刀砍鲁迅?

程万军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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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于中国文人的软弱性,关于他们的成见词语层出不穷。诸如:文人无行。说得就是中国文人散漫而无操守。总得来看,这种成见当然属偏见,至少它不适用于清末民初革命文人。因为他们是非常有行非常血性的。

当然,即便是革命的大本营里,也并非每个秀才都不怕死、愿做死士。敢死的秀才和不愿牺牲的秀才,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让我们在晚清留日生群里找两个人。

看辛亥革命历史,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少了一个身影:“硬骨头文人”鲁迅。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辛亥革命那年,鲁迅才30岁),而且也是刚刚归国不久的晚清留日生,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苦于无法加入?

非也。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反清革命的大本营同盟会就设在日本首都东京,而自1904起鲁迅就在日本仙台医学院就读,仙台离东京只有300公里,鲁迅加入革命无需长途跋涉、更无需翻墙就可实现。何况两年后鲁迅还从仙台搬到了东京,所以参加革命不存在任何客观条件障碍。据称,鲁迅还确实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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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这是我们要找的另一类秀才。

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提振革命阵营一致对清的士气,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

“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可为始从容就死,其于鄙人诚得矣,其于事何补耶?今朝鲜非无死者,而朝鲜终亡。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

陈天华这段绝命词说的是什么意思?陈天华说,那些高谈阔论、却在关键时刻贪生怕死的人,人人讨厌。人终有一死,与其被动地做亡国奴死,不如为拯救国家主动牺牲。我今天就要主动为国牺牲,唤起中国人的血性,团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推翻腐朽的满人皇室政权。

陈天华这段绝命词,不啻于给千百年来奉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醍醐灌顶,让同胞们明白:人之为人,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个人的自由、国家的尊严。

陈天华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此时的鲁迅,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秀才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有《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革命著作为证。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豪,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是死士,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说人人都说日本有灭亡中国的野心,但倘若中国自身不走亡国路,谁想灭就灭得了吗?

“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

——这句话是陈天华在他的名作《警世钟》中的“十劝”章讲的,系陈天华之魂:既然统治者不相信语言,那么我们这些明是非的学子,就应该拿出行动来,让他们不得不信服!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文胆与魂魄,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秀才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史坚如之举,以及对死亡的态度,令世人敬佩。当时就连日本文人武士,也对他们感佩有加。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是对死亡的态度。

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著名学者德富苏峰曾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观作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人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国人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

如此结论,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们的依据在哪里呢?

对此,他们举出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实例对比。

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维新党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则非常敢于牺牲。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义士抛头颅撒热血,豁出性命与顽固势力做武装和暗杀大战。而反观中国,那些“公车上书”的书生,大都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只有一个谭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游戏,再难成事。

德富苏峰们的话虽然有些自恋,但不无道理。不怕死的民族实言实行,一旦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干啥啥成。

试想一下,在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黑夜中,如果不是后来出现不怕死的非常书生,组成了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个近代“最美奴隶王朝”,不知还垂而不死到什么世纪。

大义赴死的陈天华史坚如,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躲不开担当的责问。就如当时的鲁迅。他没参加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而辛亥革命前的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后来革命成功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得到了史无前例的相对自由语境、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这恐怕也是鲁迅直面陈天华亡灵,感到些许愧疚之处。

孫郎谈古之浅谈王审知与闽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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