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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本在“汪”“蒋”间的摇摆政策

作为对“蒋”“谋略政府”的汪伪政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与中国新政府合作,调整两国邦交。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决心否定国民政府,与自己扶植的在华代理人“调整两国邦交”,来确保在华侵略利益。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分别于北平、南京成立。

但伪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当有限,对沦陷区的统治尚赖日本维持,要“调整两国邦交”实属勉为其难。日本当局认为,有必要统合现有的傀儡政权,扶植一个“实力政府”。1938年7月8日,五相会议通过《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要求“在继续强化现有的各亲日政府实力的同时,努力将之统合为一个政府”,使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借此“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

……

“新中央政府”的首脑被指定为汪精卫,日本当局希望汪精卫发挥自身在国民党内外的影响力,发起“和平运动”,并统合华北、华中的伪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体大力宣扬“汪派的和平运动已扩展至中国全境”,“围绕着汪派的和平运动,事变正孕育着划时代的前景”,“事变处理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政府则公开宣称:“帝国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期待成立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

与日本当局的期待相左,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未动摇抗战根基,汪精卫阵营实力毕竟有限,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并没有走向崩溃,仍然在坚持抗战。如果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那么对于日本当局而言,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当局对其“正式承认”,那么要绕过汪伪政府,同重庆政府进行中日会谈,就难以自圆其说。

扶植汪伪政府只是日本当局侵华“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并非不可替代。既然汪伪政府难以满足日本当局的预期,那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要求暂缓扶植汪伪政府的声音,如华北方面军、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分别向东京当局提交的报告就持这种意见。

华北方面军认为,在无法靠实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央政府”,来促进重庆国民政府从内部瓦解,这是一种“谋略行动”。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过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意义,还必将导致“新中央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并立对峙,不利于收拾局面。小川平吉也认为,日本期待“通过汪扩大在中国的统治”,“促使蒋政府崩溃”,这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政府仍有相当军政实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汪精卫成立的“政府”则“恐怕影响力很难及于占领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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