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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纂修考

中国历史内参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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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著述。全书三十二卷,博及社会经济、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经史艺文等众多学术领域,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近年,还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点校,将该书整理出版。然而对于《日知录》的始撰时间、撰述动机、结撰过程等,则尚存在若干未尽明了之处。以下,准备就这几个问题试做一些考察。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最近,有人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注:顾炎武:《日知录》,周苏平、陈国庆《点注说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但大概当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这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注:顾炎武:《日知录》卷首题记。)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笔者以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抄书”。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抄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抄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这就是说,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抄书”的教育,但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二十余岁,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著书,五十余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余岁正当崇祯中,而四十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十余岁时就是康熙初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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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崇祯己卯即十二年(公元1639年),顾炎武时年二十七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肇域志序》也说得很清楚:“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可见,顾炎武《抄书自序》中所说的“纂记故事”,即指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七岁始辑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卷帙浩繁,顾炎武在完成这两部书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结撰《日知录》。据考《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完成,当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由于豪绅煎迫,家难打击,顾炎武决意弃家北游。为此,江南友人杨彝、万寿祺等联名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文中说:“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曰《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注:沈岱瞻:《同志赠言》,《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至于《肇域志》的脱稿,则是此后十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的事情。这有顾炎武撰《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为证:“右十年前友人所赠。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狱,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纰漏,无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诸君相继即世而不得见,念之尤为慨然!玄黓摄提格之阳月顾炎武识。”(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玄黓摄提格”是“壬寅”年的别称,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而谈及《日知录》,都在康熙初年以后。今本《日知录》卷首所录顾氏各条文字,如《初刻日知录自序》、《与从人书十》、《与人书二十五》、《与潘次耕书》、《与杨雪臣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等,众所周知,恕不赘举。谨依年次先后,再举五例为证。

第一,康熙九年(1670年),山东德州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云:“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

第二,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顾炎武《与李良年(武曾)书》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观面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李良年(武曾)书》。)

第三,康熙十二年(1673年),顾炎武《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答李武曾书》。)

第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顾炎武《又与颜修来书》云:“弟今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与颜修来书》。)

第五,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是欠妥当的。笔者以为,应以顾炎武逝世前夕,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所写《与人书》为据。顾在这封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五十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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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在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方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注: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录序》。)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日后采用其说对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则有违顾炎武的本意。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

同样一部书,两种评价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据,才能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多次谈及。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无疑更可以视为撰述动机的“晚年定论”了。

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他在给陆世仪的信中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注: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顾炎武是要以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无问题。然而他们却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汇聚一编。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耆书》。),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集释序》。)。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3

从初刻八卷到临终绝笔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初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第二条即前引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这篇序说:“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指在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程序题下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

有关《日知录》初刻时间的资料,还见于《蒋山擁残稿》。其中,顾炎武的《与友人书》说:“《日知录》初刻本乃辛亥年刻”(注:顾炎武:《蒋山擁残稿》卷一,《与友人书》。)。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顾炎武《日知录》初刻,为什么在时间上会出现庚戌、辛亥二说?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始刻,而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完成。

至于初刻地点,据周可贞新著《顾炎武年谱》的考证,当在德州。他说:“《日知录》初本,实乃先生讲《易》时,在程先贞等友人劝说下才决定刊刻的,刻书的地点可能就在德州。”(注:周可贞:《顾炎武年谱》康熙十八年条。)

将初刻《日知录》的有关故实考出,这无疑是周著新谱的一个贡献。而把初刻地点大致定在山东德州,虽属揣测,尚需进一步寻觅佐证,但就顾炎武在此数年间,频繁往返德州的经历看,又不无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却碰到一个不易得到圆满回答的问题,即现存八卷本《日知录》,刻书者自署“符山堂”,而符山堂为张弨书屋,张氏系江苏淮安人,而非山东德州人。当时,张弨正为顾炎武刻《音学五书》,地点就在淮安。这有顾炎武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撰《音学五书后序》为证。他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以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日知录》八卷本的初刻,又存在于淮安付梓的可能。事情真相如何,史料无征,只能存疑。

《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共收读书札记141条。其中卷一15条, 卷二25条,卷三7条,卷四25条,卷五16条,卷六17条,卷七19条, 卷八17条。从内容上看,卷一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妣》、《序卦杂卦》、《七八九六》、《卜筮》讲《周易》;《帝王名号》、《武王伐纣》、《丰熙伪尚书》言《尚书》;《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国风》、《公姓》、《何彼矣》言《诗经》。卷二、三言《春秋》、《礼》、《四书》。卷四、五、六讲治道,卷七、八为杂考证。同后来三十二卷本的《日知录》相比,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编纂雏型,此时已经大体形成。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对于其间的甘苦,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顾炎武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顾炎武严谨笃实,学随日进。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数年里,一方面不断地把读书心得充实到《日知录》中去,另一方面则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顾炎武为初刻本《日知录》补撰自序,就此书反省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同年,他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在致其学生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抄《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顾炎武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迄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逝世,他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后,遗稿由潘耒整理删削,才在福建建阳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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