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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豆: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接受史

中国历史内参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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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以后,学习西方、维新变法逐渐成为晚清朝野大势,经过庚子之役,大家愈加认识到“学战”的意义及取法欧美和东邻日本的重要性,引介和学习来自欧美,尤其是吸收来自日本的新学成为当然之选,“迨经甲午、庚子两大潮流,国中学术思想,概不惜舍己从人,至以儒为诟病”。既有此大势,“新”成为崇拜,“今之诸青年,何爱新之甚也,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但由“趋新”造成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在其所滋生的弊病中,来自“译本书、时报纸”中的新名词之泛滥即是其一。像时人所指出的,不管是趋新者,还是守旧之人,都在使用这些新名词为自己背书。《申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批评新名词带来的恶果:

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凭,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

稍后,《神州日报》亦发表类似评论,批评新名词成为许多人的护身符,对国民道德造成极大危害:

新名词流行,而人乃悍然以圣贤为不足法,名教为不足畏,清议为不足惧……凡所谓新学新理者,不足为行己求学之助,而适成护身文过之符,不及今救正之,则数十年后必至智育日益进,而德育日益亡。窃科学之作用,以逞诓骗淫恶之行;挟权力之诸言,以为利己损人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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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公开发表的报刊评论中,类似的批评与忧虑颇不乏见。仅《大公报》上即刊载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

《大公报》上另外一篇评论甚至称当时滥用新名词的人为“学魔”:

兹之所谓魔者,业无根底,格不完全,剽窃一二新名词,居然以输入文明、主持教育为己任,思奏社会上震天动地之伟功。究其所得,大都秕糠糟粕、败絮弃丝,于文化之实际精神,扞格而不相入。以如是之新机形式,不惟难增国民继长之程度,亦适以淆国民进化之方针,滥糜学费、虚掷光阴。

时尚守旧的上海《申报》则发表评论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被革命等激进交换新名词诱惑:

我见今之所谓学生,略语捱皮西提温多的里,即喜新厌故,争思游学东瀛。于是易短衣,去发辫,屐声阁阁,趾高气扬。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顽固,视朝廷若仇雠,狼顾鸱张,恣睢夸诞,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庭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舆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

一些时人在私下场合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批评。如陈黻宸即批评一些趋新者记住了新名词,却数典忘祖,只能用新名词唬人:

中国学生有休宁人者,告以东原而不知也。若是者谓之不知古,不知古则顽。语必柏林,言称彼得,而问以十八省之风俗民情,不能举其一二者,比比也。若是者谓之不知中,不知中则固。顽固者,彼之所挟为诋人之新名词也。

而在孙宝瑄看来,当时很多趋新的人,即其所谓“慕为欧美新世界之人”,动机并不单纯,“爱自由,又爱特立,皆实不外名利二字。自由,利也;独立,名也”。

进而,时人所著诸多小说如《文明小史》、《女界现形记》、《新党现形记》、《最新女界鬼蜮记》、《官场维新记》、《新水浒》等中,对新名词的挖苦讽刺也很多。其中一篇“小说”更是直斥所谓的“新党”“听了种种新名词,受了种种新感化”之后,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看到后来,率性将一切名心、利心、自私自保、贪鄙卑陋,和盘托出,分明是恣横,误认为自由;分明是虚骄,误认为高尚;分明是欺诈,误认为权术;分明是哄骗,误认为运动;分明是嫉妒,误认为竞争;分明是专制,误认为决断;分明是懒惰,误认为从容;分明是怙过,误认为坚定;分明是暧昧,误认为秘密;分明是暴动,误认为进取;分明是怯懦,误认为忍耐;分明是卤莽,误认为勇往直前。

可以看出,上述诸多论述虽有涉及旧派之处,但更多仍是聚焦于新派乱用、误用新名词,这不但无益于中国的“进步”,还造成道德人心的滑坡,“或利未睹而害已生,论者盖莫不惜之”。

不过也有人为新名词进行辩护。如林乐知等人就参考“西国”、“日本”的造字经验认为,如“不阻塞中国之进步”,使得中国“人心”得到“释放”,新名词引入中国为不可避免之事:

中国今日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

王国维则与前引林乐知、范祎的见解有点相仿,他认为中国学术“欲进步”,就不得不创造“新名词”(即其所谓新学语、新言语),在此情况下,王国维认为新名词的出现是新思想输入导致的必然结果,“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故此日本所造西式汉文才能在中国流行,但是“滥用之”或“唾弃之”均非妥善态度,“日人之译语”虽未必“皆精确”,然其“精密”之处却为中国人提出的类似新语所不逮,“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这里还进一步分析新名词受到一部分贬斥的原因在于,“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这不应该成为拒斥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的借口。还有人同样认为目下新名词虽被大肆使用,但非新名词本身之错,乃是“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

概自欧风东渐,多数学子无不被其影响,而以解释新名词之讹误,遂自此多事矣……举凡不道德之行为,以新名词之故,无不可加之美名者,在不知者,方以新名词之何以误人一至于此?噫嘻,我知之矣,非新名词之误人,而实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也,其为患又岂浅鲜哉!

之后,随着清政府的突然倒台,一些人对新名词、新学的反思又开始与清亡原因结合起来。1912年,清末时曾热衷于西学和新学的湖南文人程颂万在长沙对其友人赵启霖总结道:“自古未有以学亡国者,有清之亡,实由于学。”而程颂万这里所谓的学,当然是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传入中国的西学和新学。稍后,与程颂万有相似观感的彭文祖则直接将有清一代灭亡的原因归于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名词风气:“殊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也。”

可以说,以上不管是反对还是赞成新名词的,其实都意识到新名词及其所代表的新学对于近代中国之重要,造成的影响之巨大。近年来,正是考虑到晚清以来引入近代中国之新名词的影响之大与深,不少学者开始从关键词、概念史、学科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等角度对之进行深入讨论,罗志田、桑兵、陈平原、夏晓虹、章清、孙江、黄兴涛、陈建华、方维规、冯天瑜等大陆学者,沈松侨、王汎森、黄克武、潘光哲、杨瑞松、郑文惠等台湾学者,实藤惠秀、沈国威、陈力卫、黄东兰、李运博、石川祯浩等在日本的学者,以及瓦格纳(Rudolf G.Wagner)、马西尼(Federico Masine)等欧美学者都做了大量非常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研究。感谢陈建守兄惠赐并允许我引用该文。这几年,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成果及数据库方法,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与追随者。以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给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提供了很多启发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只是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侧重于从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的取径入手,比较关注核心的政治概念或学科术语以及精英思想的系谱,而对于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或学术意义但同样很关键的某些概念或符号研究力度相对不够,对于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的讨论也不太充分。在材料的使用上,这些成果对通俗性的文学性材料乃至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资料、日记资料利用度也比较有限。在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的代表性研究中,这些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其研究中的后设色彩、精英主义和因果论取径均特别明显。这自然同金、刘两先生的个人经历和现实关怀有关,值得给予“同情之理解”。

然而,在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由各种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果。有意思的是,与时人更为关注新名词的接受层面相比,如今的很多研究者更为关注新名词的内涵及其诞生史,比较忽略对其接受层面情况的考察。这恰同当时的批评相背反:“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查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众所周知,公开的言论表达并不一定都能发挥效力或产生作用,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究竟如何,仍是有待大力拓展的问题。如果忽略举足轻重的接受层面,只关注精英的公开表达而忽略其表演和娱悦大众的色彩,那么我们的研究看似“科学”、“真实”,其实仍是只重视文本表象与精英外在言论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变体,穿新鞋走老路,无法做到鞭辟入里和超越前贤。毕竟,言论或文本在传播与旅行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诸多变异,给予的东西与接收到的东西并不一致,公开的表达和私领域的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普遍存在。像《新闻报》时论所言:“号称文明而往往有极不文明之举动,而人犹崇奉之曰文明,文明是则崇奉者之过也。”又如清末孙宝瑄的批评:“有平日谈公理,一得志即逞私欲以败公者。有平日谈民权,偶任事即用专制以压众人者,比比然也。”《盛京时报》上亦有评论指出:

就怕那些假文明,学了几句新名词,什么合群拉、团体拉、运动拉,其实全为自私自利起见,那一头风硬,就往那一头跑。讲爱群,讲得天花乱坠,其实为爱群的事,一点亏不肯吃,不过借着这个声气,沽名钓誉。

故此,公开的精英表达如何被读者接受、如何见之于社会实践、其间的差别有多大、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等等,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课题。

就清末民初人对新思潮、新学说的接受情况来说,如上引各新名词的材料所展示的,当时普遍存在各取所需、饥不择食、耳食肤受的情况,许多我们现在看来互相矛盾、大相径庭的思想与主张,在当时却经常体现在同一个人、同一期刊或同一社团中;即或是同一主张或术语,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不一样,对于不同人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也不一样。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为乡下人称呼的“柿油党”——未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党”,因发音相近,将其说成“柿油党”。尽管这个意思完全不符合自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但却形象揭示了一般民众对于“自由”的无知,以及“自由”之类政治术语的意义因环境而异、因人之不同身份而异,且同承载它的语言、文体及其使用方式、修辞方式有关。像张勋则在民初时曾以“信教自由”为名,“请复真人张元旭位号”。“革命”这一名词的使用情况也大致相仿。如曾有上海文人写作《勾栏革命书》,呼吁妓院改善环境及待客之道,不要任意歧视敲诈客人,此即其所谓革命之义。而刘鹗在《老残游记》里说:“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这里的革命有任意妄为的意思。再如“共和”一词,亦导致很多误解,根据徐珂《清稗类钞》中的记载,清末民初青年学子争趋“摧专制而建共和”,曾有时人“年少佻达之黄立夫者”,将“共和”理解为“共和实行,吾辈可为共同和奸(刑律有强奸、和奸之别)之行动矣!”

前引这些资料中显示的读者对新名词的接受情况告诉我们,这些对革命、共和等新名词形形色色的阅读、理解和使用方式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乃至最后导致的种瓜得豆效果,或许也应该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史、阅读史时需要着力研究和揭示的。所以,关注近代中国语境中的新名词、新知识、新概念的符号意义与修辞策略,以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被不同人士阅读与使用乃至滥用的情况,即关注所谓阅读文化(reading cultures)之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reception politics),亦即近代中国的知识如何再生产问题,或远比仅仅讨论起其有多少“实”的含义与精英如何表达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其直接关涉到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何种社会结果的现实塑造问题。

职是之故,本书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从知识的再生产角度,重点关注近代中国的一些来自西方(包括日本)的所谓合法性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和如何传播的,如启蒙、新的性道德与生育理念,一些与西方现代性密切联系的关键概念像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等,它们是如何被“舍旧谋新”的各种传媒和知识精英在引介中具体化、在地化乃至符号化的,又是如何被清末民初的知识人阅读和使用的,这些富有新意或现代性含义的知识与符号又是怎样成为时人新的崇拜,被传递到不同空间中不那么精英的受众那里,这些受众又是如何对此加以接受转化,最终又产生了何样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借此尝试,笔者希望能与既有研究进行对话和区隔,同时也希望能提供给读者一些关于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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