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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豆: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接受史

甲午以后,学习西方、维新变法逐渐成为晚清朝野大势,经过庚子之役,大家愈加认识到“学战”的意义及取法欧美和东邻日本的重要性,引介和学习来自欧美,尤其是吸收来自日本的新学成为当然之选,“迨经甲午、庚子两大潮流,国中学术思想,概不惜舍己从人,至以儒为诟病”。既有此大势,“新”成为崇拜,“今之诸青年,何爱新之甚也,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但由“趋新”造成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在其所滋生的弊病中,来自“译本书、时报纸”中的新名词之泛滥即是其一。像时人所指出的,不管是趋新者,还是守旧之人,都在使用这些新名词为自己背书。《申报》为此专门发表评论《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批评新名词带来的恶果:

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凭,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

稍后,《神州日报》亦发表类似评论,批评新名词成为许多人的护身符,对国民道德造成极大危害:

新名词流行,而人乃悍然以圣贤为不足法,名教为不足畏,清议为不足惧……凡所谓新学新理者,不足为行己求学之助,而适成护身文过之符,不及今救正之,则数十年后必至智育日益进,而德育日益亡。窃科学之作用,以逞诓骗淫恶之行;挟权力之诸言,以为利己损人之具。

在当时公开发表的报刊评论中,类似的批评与忧虑颇不乏见。仅《大公报》上即刊载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

《大公报》上另外一篇评论甚至称当时滥用新名词的人为“学魔”:

兹之所谓魔者,业无根底,格不完全,剽窃一二新名词,居然以输入文明、主持教育为己任,思奏社会上震天动地之伟功。究其所得,大都秕糠糟粕、败絮弃丝,于文化之实际精神,扞格而不相入。以如是之新机形式,不惟难增国民继长之程度,亦适以淆国民进化之方针,滥糜学费、虚掷光阴。

时尚守旧的上海《申报》则发表评论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被革命等激进交换新名词诱惑:

我见今之所谓学生,略语捱皮西提温多的里,即喜新厌故,争思游学东瀛。于是易短衣,去发辫,屐声阁阁,趾高气扬。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顽固,视朝廷若仇雠,狼顾鸱张,恣睢夸诞,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庭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舆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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