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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

一引言:“正统性”危机的发生与“合法性”建立的困境

从革命史叙事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导致清朝灭亡与民国肇建完全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演进过程,“革命”成功摧毁王权,结束千年帝制的行动本身及其破坏性后果就已天然证成了民国立国的历史合理性。近年来法学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部分法学家认为,“革命”本身并无法证成清朝灭亡与民国肇建之间发生的权利转移具有不证自明的替代关系,只有经过清帝逊位的正当程序才避免了因革命战乱导致的无序糜烂局面,为中国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故而是一场类似于英国版的“光荣革命”。

本文不打算纠缠于“革命”与“逊位”到底哪一种行动决定了国体更替性质的争论,而是想另辟一个论题,即拟从民国肇建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阙失”这一现象入手,重新审视传统因素在清末民初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意义。按常理而观,民国肇建理应是清朝“正统性”丧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但清朝失去其统治威权并非简单地就能推论出民国毋庸置疑地已具备了统治合法性,“正统性”与“合法性”应该分属两个相关的题域,不可混为一谈,以往的革命史叙事并没有把两者做出区分。本文首先拟对这两个概念做一点分疏辨证,以作为后文讨论的基础。

首先需要对“正统性”的成立缘由及其发生危机的原因略作辨析。一个王朝“正统性”的确立与王权对政治—社会与文化—道德的整合能力有关。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经过西方的冲击,清朝固有的传统秩序已经趋于凋零瓦解,革命只是给予其致命的一击。故整体意义上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的解体,不仅仅是清朝王位垮塌所直接造成的,而是历史长期酝酿积累的结果,正统性危机的产生亦是由复杂的合力作用所致。

“正统性危机”在其他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因为每个文化架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这个神圣核心往往起着高度统摄各类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它能使这些因素各归其位,发生综合的影响力,其社会成员也能通过此核心认清自身的地位,获得某种认同感。人类学家又称此“文化架构”为“主导性虚构”(master fiction)。这种威权背后的文化架构被认为是永恒不朽的“传统”,其合理性根本无须自觉特意地加以论证,也是“正统性”得以成立的核心意义之所在。如果置于中国历史中观察,所谓“主导性虚构”大意是指传统王权在整体上具有凝聚和维系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关键作用,而不单单指作为整合符号的王位本身。

“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区别在于,人们不再依赖“主导性虚构”来寻究生活的意义。在新的政治体制下,人们通过构造新型的法律纽带联系在一起,大多相信政府是按照正规的程序制定和使用法律的,相信单凭法制的力量就能安排好社会秩序,实现美好的生活,这种信念已超越传统意义上对君主威权和文化原则的信任。与之相对照,那些在现代法律制度之外难以界定和规范的传统处事原则因此渐渐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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