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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社科院往事忆旧

何新文史
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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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社科院往事忆旧

1

八十年代,社科院人才依然荟萃,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

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后来有人造谣编排我在社科院的一些轶事,其中有两件事若真若假。真相如下:

1985年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研究所有位赵××写了一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中取用的一些论点资料与我的书有关,但略作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实为剽窃。

我就写了封信去挖苦这个人。没想到他给我回了一信,斗气而口出大言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

我读信后被激怒,就用电脑再打字一信,语言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我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附于信中云:“特送你救心灵丹数枚,谨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不治,聊备急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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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赵某收到此信后,又羞又怒,竟持此信去找院领导投诉。胡绳院长秘书告我,这位赵先生见到领导后捶胸顿足,痛哭泣下,要求院长开除何新以申公道云云。除了找胡绳院长,他也一一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告我的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并不知这位人士真的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阅报惊悉这位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此君为“民主党派人士”,故在光明日报上有一则讣告,我读到后不禁为之唏嘘讶叹!

无独有偶。90年代香港有个知名专栏作家笔名“碧骅”。1990 年间在港报上开个专栏,常写一些杂文专门骂我。有好事的香港朋友把他的杂文寄给我。大概是 1992 年春节,我写了个明信片寄给他,贺他过年后宜避“血光之灾”。殊未想到戏语成谶。那年夏天偶见港报,这位先生竟真的因情色桃花风流孽债事,被仇家乱斧劈死在他家的楼梯间中——此事当年是香港的一桩著名案件。

还有一件事,是与历史所王XX博士发生一场笔墨官司,此事之起因是在1988 年春。

那年春季,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河南大学李小江博士来访我。她告我一个消息,说近期有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的硕士、博士们开会,会上所议只一题,就是社科院的何新太狂!必须从学术和人格上彻底把这厮批倒批臭。

我闻言冷笑,对她开玩笑说:“你看我是多么强大,他们几头蒜就想打倒我?让他们放马来吧。”小江说:“你别臭美,他们很快会在重量级的学术刊物上掀起批何会战,把你批臭。”我笑说,“好吧,臭就臭吧,真被批臭算我没有本事。但你不要先来把我吓死。我就且先闭门思过,在家静等着吧。”

不久,《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中国语文》、《文论报》、《读书》杂志等果然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批抨击何新学术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历史所博士王XX指摘《诸神的起源》中的所谓硬伤的大作。于是我知道,这大概就是李小江教授所说的所谓“批何攻势”来了。

我那时年轻好斗。遭受围攻不知守拙之术,反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某,大意是:“你那狗屁文章,本人懒得与你讨论。但很想见你一面,揍你一顿。”本意就是想臭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很难缠。王博士拿着我写的这个条子四处招摇,去找胡绳,胡没见他,又去找别的院领导告状。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条子散诸媒体,发表在小报上,并且声称还要打官司。

当时我正在由助研申报晋升副研。按照规定,晋升需要两位正研究员推荐,是李泽厚和蒋和森为我写了推荐信。李泽厚的推荐信说:“何新早就达到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直接评正研也可以。”

但是在我写条子骂王某而被他告了状后,这件事立刻成为院里风传议论的一个沸点。我的好友杨润时当时在院办公厅担任主任,他把我找去臭骂教训一顿,说:“你怎么在这种节骨眼上闹出这事——你的副研评审这回该泡汤了!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非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假文人真老粗,本来就是乡下农民出身,受不得那厮们的腌臜气。这帮孙子、酸臭文人合着伙来整我,做什么理论?只想痛快揍丫一顿——这要在前清,就该用刀剑见面了。老杨生气地说:“你这混帐的书可都算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反正气也撒出去了。于是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发现其所论多为胡搅蛮缠,实则漏洞百出。于是就沉下心翻书找资料,然后写了一篇答复,也送交给《历史研究》杂志。

《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很公道,把我的答辩也刊登出来。我的答辩虽然字数不多,只是具体回应王博士所指摘的那十几处所谓“硬伤”,我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证明所谓“硬伤”云云,并无根据,只说明这位博士读书尚不广。我的回文语涉讥嘲——既不客气也不厚道(被编辑删了一些)。但此文刊出后,王博士再没有作答。

不久,我由助研破格晋职副研的问题被提交审议。因为我只有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也才两年(按社科院有关职称制度的规定,正常应当助研满五年后才有资格升为副研究员),年资不够。因此若申报升副研,属于破格提拔,必须先经过所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再通过院一级学术委员会审评通过,最后要由院长办公会核准(三级审批)。

我当时认为,在发生以上两件糗事后,我的破格晋升问题肯定没戏了。但没想到,经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审议,我的晋职问题一审已经得到顺利通过。再报到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后,全体学术委员在“全封闭”状态下无计名投票,最后表决仅一票弃权,其余全为赞成票——也就是竟然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也顺利地获得通过。

后来据当时的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讨论中争论其实殊为激烈。我的那两件糗事都被学术委员们提出来议论,但最终只被看作笑谈——却并未影响学术的评审结果。而在投票时,我所获得的总票数还超过同期被评审的其他人——这不仅表明学术委员对我学术成就的认可,也是一个奇迹。

这一年是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科院搞的第一次副研以上高级职称评定。何新以大学肄业的低学历而被破格晋升高级学术职称一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等主流报刊当时都采为新闻做了报道。那一代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委员,包括着一大批前辈老学者,他们就学术论学术,不执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和学历,其公正性令人钦佩!

那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高研职称难如登天之蜀道。获得高级职称非常金贵,不像现在可以用钱买,可以拉关系,以至“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那次院里为评高级职称实际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门生是逻辑学博士,由于没评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博士,也因评不上副研而跳楼抗议,但是重伤幸而未死。

2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和视野由侧重文史,而转移到关注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

1988年初,颇为激进的北京《经济学周报》主编何家栋先生派人向我约稿。此后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评论,文中尖锐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当时。

1988年5月我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两篇论文,认为世界列强不会乐见中国之复兴强大,对当时重点倾向美国的外交方针提出质疑,提出外交理念应当摆脱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提出对苏外交应当开拓,建议以发展对苏关系平衡对美关系,发展对苏联的边境贸易等等。

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与成因”一文,预言中国将因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之失败,而触发政治动乱。此文发表前,我通过途径将其送达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

这年年底,院办公厅主任杨润时通知我,“负责国际问题的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约你谈话。”他告诉我,他曾列席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讨论了我的一些论点。他还说:“李慎之这次约谈,实际是受中央高层领导之托,实际是对你的考察。你要认真准备一下,千万不可信口开河。如果谈得好,你以后就一步登龙门了,将会得到中央的重用。”但我则颇不以为然,回答说:“我认为做个自由自在的学者很舒服。我无意从政,不愿遭受诸多拘束。”

过几天后,李慎之果然约我连续长谈了两次。

此前我并不知道李慎之是何许人物。杨主任告诉我:李院长曾作过周恩来的秘书,是深受最高层信任和重视的当今主要智囊人物。

约我谈话的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的办公室。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早就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还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他都看了。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泽东给康生一封信中的话。)

李慎之又说,他其实最欣赏还是我在《读书》上发表的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斯大林“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又谈到他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表示他也认为,秦以后的帝国制度不能再称作“封建制度。”

侃侃大谈一番后,李慎之总结说:“你确实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其实平生无大志,只是治学有兴趣而已。但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如果天假以年,我有志革新一代人文学术。

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的基本观点是浅薄错误的,陈陈相因,积非成是,以讹传讹,以至谬种流传,源源不绝。其中尤以史学、哲学这两门基本学术为最,许多重大观点需要一一澄清,有的要彻底打破以至推翻,许多基本问题,有必要重新认识。

李慎之闻后惊讶无言,隔着眼镜片注视地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是非常狂妄啊!”

我原以为他约我是专来谈经济政治形势问题,没想到他只是漫无边际地与我谈历史、谈文化。我出于谨慎,实际尽量约束自己,多听他聊,自己少讲。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非常高兴,竟然一直聊到下班的时间。

临别时,他要我尽快送他一本我新出版的文集《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他说他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书评。他读后,还要再约我见面谈一下。我回去后,次日即委托办公厅把《何新集》送去。春节后,我收到院办转来李慎之副院长的信如下: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著《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 1982 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和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

1989年2月22日

3

收到此信后不久,李慎之又一次约我谈话。

这次也是先谈文化,但交谈间他突然话锋一转,即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及外交问题的文论。

他说:“听说你已经把它们转送到最高峰(指邓)那里去了”。我答,是,确有此事。因为我担心大局有变,怕国家会失去稳定,发生动乱。

他闻言后,静静地审视我一番。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高峰那面会怎么看?”

我答:“我没有得到回复。我不知道,我也不介意如何回复。”

我说:“其实我可能只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而已。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是危言耸听。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抒已见而已。”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他接过话头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无道了。”

我说:“倒未必是无道,但是的确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

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那我就告诉你吧,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是指鲍某)最近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

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耸耸肩,不甚以为然。我说:“我但愿我的话仅仅是危言耸听。”

他注视我片刻,忽然话题又一转,说:“讲一个假设——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改方面的研究工作,你怎么考虑?你愿意参加吗?”

我急忙说:“那不合适,非常不合适。我有自知之明,从不了政。”

他问: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人最难忍受拘束,社科院环境很好,自由自在。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只怕会成为嵇康。

李慎之笑了。他说:“哦,你是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中的多数精英我其实早就熟识,但是以往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架,聚到一起有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一转,问:“那你最近在写什么东西?”

我说:“我以后可能还会写一些危言耸听的东西,我很担心中国最终会四分五裂。”

李慎之很注意地听我的话,说:“好,那你写好一定要给我看看。”

这次我回去后,就把我1988年底在香港《明报月刊》( 1988 年第 10-12 期)上发表的一组政论文章复印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他收阅后,又给我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何按:这话似乎暗示李本身对赵也有所异议。】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即颂

近好!

李慎之

1989年3月17日

收到这封信后不久,国家就出事了。事件之后,我没有机会再见到李慎之先生。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的立场政见与我不同。

1991 年初,我的工作在中央高层直接安排下调离了社科院。 1993 年、 1994 年,我曾把那两年我出版的几本新书转给李慎之,也都收到他的回复短笺,但只有寥寥数语,告诉我书他都收到了,但未再做任何评论。也许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谋”了吧?

离开社科院忽忽已快二十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 20 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上世纪80—— 90 年代间,胡乔木、马洪、胡绳三任老院长治下的中国社科院,学术气氛亦颇为自由开放,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以至包括像我这种不才的畸人(庄子语)均能兼容并蓄,宽松自由,气象似并不逊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 1980 年到 1991 年,我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其间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的长者。现在大多已谢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由于各种原因或退休或迁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已宛若前尘,不禁悲从中来,感慨系之矣!

03 年 5 月 14 日记

05 年 6 月 20 日 改

2010年8月再修订

(2010-08-25)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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