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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重记诵

古代读书,重记诵,孩童时间读书,以记诵为主,待成人后,读书也特别强调记诵。只有记诵精熟,才能融会贯通,章学诚深知记诵的重要,把记诵比作“学问之舟车”。

钱基博先生推崇章学诚的记诵观点,一生学而不厌,记诵不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张舜徽回忆说:“有时走进他的住房门口,便听到书声琅琅,知道他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躺在睡椅上反复默诵如流,毫无阻滞。”王闿运(1832-1916)读书也是记诵不倦,一生以抄书背书为日课。从钱基博等近、现代知名学人身上,还能看到重记诵的读书传统。曾国藩曾批评儿子曾纪泽读书不重诵:“尔阅看书籍颇多,然成诵者太少,亦是一短。”“成诵者太少”,也是当今读书者之一短也。

古代读书,还重朗读。朱光潜先生曾说,朗读“是学文言文的长久传统,过去是行之有效的。”钱基博先生特别重视朗读,他教诲学生说,只看而不朗读,是不行的,一定要读出声音来,读出抑扬顿挫来,读出思想感情来,好像身临其境。

钱基博先生身体力行,对《韩昌黎集》曾如吟反复三十年。李清怡回忆说:“先生朗读《进学解》,抑扬顿挫,韩愈的内心世界,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好像韩愈自读《进学解》。”“五四”以后,朗读遭到反对,认为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渐不为读书者所重。1935年钱基博先生曾批评过这一倾向,他说:“近世文章道尽,士不悦学”,“于词章语言之妙,罕知吟会”。

当代文学语言与古代文学语言相较,有精粗之别,语言粗糙乃至粗俗,在当代已成习惯,语言之妙更加“罕知吟会”,朗读更为当代读书者所轻,这是应当有所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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