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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四川为抗日战争大后方

文/冯杰“蒋研”青年学者

图: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只得移驻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

留在南京指导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汪精卫随后也表态,“要根据着西北,作长期的抵抗”。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此次能够西迁河南,还是拜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发表《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武汉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一般倾向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图:杨杰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大约东经113度线上,大体上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图:蒋百里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国军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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