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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常宝:豫让——啸聚在剑刃上的幽灵|【读史记】

京师文会
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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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系列·刺客·1

过常宝

豫 让

啸聚在剑刃上的幽灵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代,后两人生活在战国时代。他们都以刺杀行为而青史留名,刺杀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存在的目的,但与后世职业刺客不同,他们的刺杀行为事实上也是自杀行为,他们以自己的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展现出个体精神或职业精神。这些人中,除了曹沫是个将军外,其他人都可归纳到“客”或“士”这一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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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沫是鲁国的将军,在对齐国的战争中失败,鲁国因此不得不而割地求和。当两国国君就割地一事在坛上盟誓时,曹沫突然拔出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逼迫齐桓公归还鲁国之地。这一行为违背了双方的盟约,但在“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的背景下,劫持算得上是以恶制恶,有其正义性的一面,所以受到司马迁的称赞。但这只是一次临时性行为,曹沫还算不上是一个刺客。

第二位刺客是专诸,他被吴公子光以“善客待之”,要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公子光要刺杀吴王僚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按他的理解,在自己的叔叔季札逃位的情况下,吴国的王位应该传给自己,而不是现在的吴王僚。这勉强可以算是一种合理性。专诸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刺杀行为,算是对自己被当做“善客”的报答。

以上两个故事都比较简单,而豫让的故事则非常复杂。

豫让是春秋末期晋国人,是正在兴起的士阶层之一员。士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贵族。宗法制度下,贵族家族事务管理都是由宗族子弟来做的,但到春秋后期,贵族子弟的专业能力下降,不少掌握了诸如礼仪、会计甚至军事技艺的下层民众,就通过“策名委质”的方式进入到贵族家族中,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被称之为“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社会认可和自我体认非常重要,这就必须得发展出自己群体的社会价值理念,一旦这个特殊的价值理念建立后,知识和技能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春秋末期,晋国有六大家族,即智、赵、韩、魏、范、中行氏,其中智氏势力最大。这六大家族之间相互争斗,先是智伯联合韩、赵、魏灭了范氏、中行氏,分了他们的地,此后,智伯因为势大,又向韩、赵、魏三家要求割地,赵襄子拒绝,智伯率领韩、魏攻赵,而赵襄子成功地说服了韩、魏,三家联合,反过来灭了智伯。

豫让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士,先后为范氏、中行氏、智氏服务,其中智伯对他非常好,但智伯很快就被赵襄子联合韩魏给灭了,而且智伯的头颅还被赵襄子制成饮器。这个结果使得豫让很沮丧,他说:

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来探讨。豫让强调自己士的身份,并且追求“知名”,说明他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价值或者说是群体价值来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士的职业价值或说是群体价值又是什么呢?它在形式上表现为“知”和“报”。“知”,指的是雇主对自己职业性行为的认同,这对于每一个个体士来说十分重要。豫让之所以离开范氏、中行氏,就是因为在那里得不到认同,而智伯却能“甚尊宠之”,能“国士遇我”。也就是说,在智伯那里,豫让作为一个士的价值已经被高度认同,显示了他在职业上是成功了。那么,从士的角度来说,对于这个认同就应该给予报答,如冯煖以营造三窟报答孟尝君的宽容。但这种职业性的“报”并不能完全平息士的主体性焦虑,他们还需要在精神和道义上确认自己和价值,要使“报”作为一种高于现实和生命的价值,这就有了犯险行刺、以命相报的行为模式。“知”和“报”,是士阶层的一个理想,每一个士都期待着“知遇”,而一旦这个知遇实现,剩下的就是寻求“报答”的机会了。这样,“知”和“报”从一种职业关系,上升到伦理关系,成为一种信仰,它高于忠诚,它的献身具有展现主体的意义,这也就是豫让所说的“魂魄不愧”。

较为极端的人生信念,反应了早期士阶层渴望被社会认可的焦虑和努力,但一旦“知”与“报”这个信念被士人所接受,士的职业性技能就变得不再重要,尊士不是尊技能,是尊重士的身份。战国四公子争相养士,并且是无条件地尊重士,就是这个观念的体现。士自身也不重技能,而是重视生命报答。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为殉道者存在的,豫让的故事就体现了这个观念。

豫让从智伯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在智伯被赵襄子消灭这件事上,作为士的豫让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缺憾。但智伯被杀也给豫让一个“报”的机会,从而能让豫让通过以命相报的方式,完善自己士的人格。于是他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

涂厕就是给厕所抹墙,在狭小的厕所里刺杀赵襄子,这是以命搏命的方法。赵襄子命不该绝,在如厕时居然心动异常,预知了危险,将豫让搜查出来。豫让立刻就承认要为智伯报仇,希望能被杀,以此来成就自己的殉道者的人格。赵襄子赞赏了他的忠诚,称他为“义人”、“天下之贤人”,并将其释放,这使得豫让无法完成殉道的任务,从而将他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于是,他不得不展开第二次行刺活动。

豫让的朋友劝他利用赵襄子的信任,委质投身赵襄子,从而获得更好的刺杀机会。豫让认为,作为士,就应该一心事主,不能怀有二心,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刺杀目标,也不能违背这一职业原则。显然,朋友并不能理解豫让的刺杀的意义,在豫让,刺杀赵襄子不过是个手段,而刺杀的真正目的在于完善自己的人格,展示士的价值。

所以,第二次刺杀的精神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它在事实也就成为一次美学实践或行为艺术:

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

以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吞炭使声音嘶哑,豫让是希望这些痛苦的方法,改变自己的形貌,以利于刺杀。他在试探了妻子之后,又去试探朋友,这对于一次刺杀行为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复杂了,但如果将其看做是一场美学体验活动,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漆身和吞炭的痛苦,加深了体验的程度,行乞和见友延宕了体验的过程;担心别人认出来,却又期待着别人能认出来,这与演员在舞台上的心理活动很相似。

刺杀活动如期进行。当赵襄子外出时,豫让藏于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赵襄子过桥时,马惊了,于是推断为豫让行刺。看来豫让的化妆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赵襄子不明白,豫让曾投靠过范氏、中行氏,但二氏为智伯所灭,豫让不为这两人报仇,反而投奔智伯,而这次为何要如此执着地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他说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故国士报之。这就是所谓“知”与“报”的关系。赵襄子对此表示理解,认为豫让这样做,足以成就他作为“国士”的名声,而自己也已经足够宽容,应该可以终结了。

豫让也同样表示理解,他说:

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可以说,基于对士精神的共识,他们互相成就了对方,并表达了对对方的敬佩之情。这看起来不像是一场殊死的刺杀行为,倒像是一场配合得非常默契的演出。豫让要求有一个悲情的高潮,有一个象征性的结局,而赵襄子欣然同意:

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在这“三跃而击之”的情节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刺杀者的仇恨,而是成功者的喜悦。这实在令人称奇。事实上,当赵襄子两次面对着刺杀,都表示了对豫让的理解和称赞,说他是“义人”、“天下贤人”,赵襄子也成了豫让的知音,如果豫让真的刺杀了赵襄子,也同样破坏了“知”与“报”这一士人伦理,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所以,豫让无论如何是杀不了赵襄子的,三跃而击赵襄子之衣,这个象征性的表演,反而倒成了最为完美的结局。

-全文完-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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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过常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韩国高丽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

《楚辞与原始宗教》

(东方出版社,1997年)

《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原史文化及其文献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

(人民出版社,2009年)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

(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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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婧 于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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