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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文求存 | 口述史史学价值析疑

编者按:本推送正文内容选自韩益民老师的个人博客,以下是他对口述史史学价值的观点。感谢各读者支持,随喜打赏~

十几年前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作者去绍兴利用口述史方法搜集大禹在绍兴的资料。跟朋友谈起此事,不免感慨,这样做研究,简直如同儿戏。大禹是不是真有其人,其足迹是否能到绍兴,相距四千多年的道听途说,是否可以搜集到可靠的材料,都是大有可疑的。那时并不清楚什么是口述史,只是觉得这样轻信有违人类理性。最近这些年,虽然做了一点与口述史相关的工作,但并不会因此就认为口述史方法可以像上面的案例一样任意使用。因为时下对于口述史存在种种困惑和质疑,在此仅就口述史的史学价值谈谈个人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口述史并不是新生事物,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搜集历史资料基本方法之一。

最近几年,国内口述史的发展非常迅猛,每每有人把口述史当做一种新方法甚至新学科,甚至有些历史专业的同学也会这样认为,这明显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人类没有文字之前,怎样记忆历史?在一些少数民族那里,民国的时候还保持着结绳记事或刻木记事的传统,其本质是口耳相传的记忆方式,那些结绳、刻木不过是提醒记忆的手段而已。对于东西方历史学的鼻祖司马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来说,他们搜集史料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四处走访历史亲历者或见证人,司马迁和他的父亲经常会去走访汉初功臣的儿孙,希罗多德更是周游当时已知的世界,记录了很多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故事,修昔底德非常严谨,任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多方求证,不但在雅典人中间,还会有意识地去斯巴达人或其他相关城邦的人那里求证。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并没有放弃这样搜集史料的方法,比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后半生都是在北方生活的,在旅途中,每每见到老兵退卒,都会反复询问当地的地理形势和风俗人情。但相比上古时代,口述传统在历史记录中的分量的确也在不断减轻,学者们更加专注于文献史料。

工业化时代来临,十九世纪的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和美国史家班克罗夫特都是以搜集口述史料著称于世的,班克罗夫特还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一代代人的积累,那里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收集口述史料的图书馆。中国也不例外,1949年以后,政府发起了各种搜集革命史口述史料的热潮,比如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其他革命年代的的口述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裴宜理在《安源》一书中,谈及在南京大学学习时,她的老师蔡少卿教授跟她说起,五六十年代蔡先生还是北大的学生,就已经奉派到中共初期革命重镇安源做口述史的记录,搜集了大量宝贵的史料,就是这个时代大潮的一个明证。虽然那时没有口述史的说法,而且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种做法属于口述史则是无疑的。再往前推,长征一结束,中共就开始收集长征亲历者的口述记录,形成长征叙事最早也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即徐梦秋主编《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可以举出的证据还很多,口述史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是人类搜集史料的基本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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