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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确定性下的统治术 ——传统中国官场机会主义溯源

皇权不确定性下的统治术

——传统中国官场机会主义溯源

张鸣

摘要: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官员的权力来源是皇权,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也是皇权,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被传统的统治术放大,势必引发官员行为的投机性和官场机会主义的盛行。对于中国而言,官场的机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强腐蚀剂,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贻害国家。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

关键词:皇权 官僚制 理性化 机会主义

古代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出于法语词汇“opportunisme”,原意为妥协和应付,后指政坛中那些没有定见、没有操守、随机应变的政客行为。在时髦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里,机会主义泛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讲规矩的投机行为。后来在中国,这个词被高度政治化。本文所说的是原初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古以来,中国官场机会主义盛行。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无论儒家怎样强调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墙头草”式的机会主义。草随风摆,而“风”就是凌驾于官场之上的皇权。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都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皇帝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皇帝的家天下实际上并不完整,或多或少要跟官僚士大夫共天下。但在这样的结构中,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在多数情况下,说了算的是皇帝。皇权的意志决定着官僚制的品质,也决定着官僚制的细节。

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世界在自身的理性官僚制建设过程中,曾经吸取了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些因素,比如科举考试。这一点常常令我们某些学者沾沾自喜。但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官僚制却没有完成自身的理性化建设,客观地说,只为他国的官僚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参照。从形式上看,考试取官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初隋唐建制的动机却跟官僚制如何理性化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鉴于前朝教训,防止贵族垄断官职,进而削弱贵族、强化君权。显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朝廷官员再贵族化已经极大地架空了君权。这样一个贵族无视君权、君权只能靠武力硬撑的格局无法支撑一个大一统帝国,更无法满足君权至上的心理需求。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小算盘”。晚清最后一个探花、科举制度的研究者商衍鎏说:“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畯,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舍是难以自见。”①这无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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