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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曾国藩、胡适说过这些名言吗?

案:《“我没说过这句话”》竟遭举报而被判违规,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考证文章,何至于此?补充一例,更换标题,重新推送。

“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这句话的作者不是米兰·昆德拉,而是刀尔登。原话前面还有一句“你完全不用担心中国人……”。从这个前缀,大抵可推断作者应是中国人,若非同胞,断难有此铭心刻骨的洞察和批判。然而,为了假借昆德拉的名头,作伪者不得不进行割裂,用心何其可鄙。在我看来,刀尔登乃是当世第一流人物,并不弱于昆德拉,他的高论,无须用昆德拉来增色。

“曾国藩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其二是善良之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这是今人的编译,一来掺水,二来扭曲。其实曾国藩的文言相当浅显,无须译作白话。原话是:“大抵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此言出自曾国藩致胡林翼的信,只提到两点前兆。他在致刘蓉信中亦云:“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这一对照,可知译言之第三点,显然是今人杜撰;至于第二点,把“君子”翻译为“善良之人”未尝不可,把“小人”翻译为“无用之人”则属错位。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没有说过这番话。对此我已经做过考证,详见《》。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此言出自胡适《慈幼的问题》,作于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文章明言:“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可惜前缀被引用者省略,朋友的话变成了胡适的话。

《慈幼的问题》(见《胡适文存》第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84页)

“民主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毛先生那里,是有和无的问题。”这句话被编排到胡适名下,甚至还虚构了立言的语境,称1949年周恩来劝胡适留在大陆,胡适如是答复。殊不知这一补充,有如画蛇添足,使纰漏愈发突兀,因在1949年,胡适与周公并无会面之机。如果推断无误,此言之立意,应取自储安平的名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產黨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的政局》,1947年)这个观点,当时不乏共鸣,如罗隆基、潘光旦等认为:“国民党掌权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如一朝共產黨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各党派则更无立足之余地。”(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第275页)1950年1月9日,胡适撰文《共產黨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由标题可知论点,不妨视作储安平之论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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