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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思德 | 欧洲的中国研究

欧洲的中国研究

原载《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5期

作者:[丹麦]柏思德

编译:吕增奎,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即使对一位欧洲人来说热血传奇私服,全面地考察欧洲的中国研究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其中至少有四组挑战,即文化、地理、制度和定义上的挑战。

从文化上来看,欧洲大约有3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更不用说语言了。语言的阻碍使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全面的描述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使对学者和研究背景的影响难以进行统一的评价。对于如何从地理上定义欧洲,学者们争执不休,因此对欧洲的中国研究进行概述也就存在着实践上的困难。第三个或许是最严重的挑战,即欧洲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的分散性。欧洲有许多主要的研究中心,但是大多数研究分散在那些通常只有一两位学者的小规模的研究机构中。事实上,欧洲中国研究的总体状况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协作,这自然就难以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最后,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着定义上的分歧。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认为,真正的中国学术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语言和文化倾向,因此,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不过是一时之急,应该被剔出中国研究的领域。然而,最近20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职人员即使没有转向当代,也变得更加现代。

一、欧洲中国研究的开始

在欧洲,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14年。当时,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教席”。在英国,汉学经过一段时间才获得了正式的学术地位。19世纪下半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翟理思(HerbertAllen Giles)等外交官以及传教士理雅格(James Legge)提供了教职。但是,这并未建立任何稳固的传统。1916年,伦敦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院,但到1932年才设立正式的汉学教职。在德国,迟至1909年,汉堡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的汉学遭到了重创。这使美国的大学受益匪浅。直到二战之前,美国的汉学基本上由欧洲主导。

在二战后,欧洲的汉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这首先发生在英国。1947年,《斯卡伯勒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亚洲、非洲和斯拉夫语言研究的措施。这种发展延伸到欧洲大陆。在莱顿大学,许理和(Erich Zürcher)是其中的急先锋。1961年,他设法从资金和教职上集中扩大汉学研究所的汉学领域。在德国,汉学在二战后得到了承认。一些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例如莱比锡大学——成为共产主义民主德国的一部分,但却不断萎缩。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西德设立了一些新的汉学教席。与荷兰相比,德国汉学的发展走向了比较分散的道路。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中国研究是在地区研究的体系内发展起来的,从所聘任的研究人员和国家的基金资助来看,它们基本上属于更具有传统研究倾向的东亚研究所或东亚系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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