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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泽文库访“国宝”

中国历史内参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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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作为中世纪时代创建的汉籍收藏机构中,可以与足利学校并称的,要算是金泽文库了。所有现存的“金泽本”汉籍,全都可以归属善本类,其中最多的是属于宫内厅的“御物”,此外,有的被确定为“日本国宝”,有的则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自1985年以来,我有机会六次访问金泽文库,最近的一次,则是在1998年的7月与张哲俊博士同往。日本称之为“金泽”的地名甚多,东西皆有。此处说的“金泽文库”,则位于东京都之南端神奈川县的横滨市内。如果从东京出发,则在东京的品川乘坐“京滨特快”,过横滨车站,在“金泽文库站”下车,转乘第13号公共汽车,十分钟后在“称名寺站”下车即是。文库北临东京湾,西南衬日向、稻荷、金泽三山,景色旖丽。

金泽文库原是日本中世纪时代武家北条氏政权的文教设施,创建的确切年代已经不可考知。十三世纪北条氏二代执政北条义时的第五子北条实泰,受封为武藏国六浦庄领主(今横滨市金泽区辖内),在此地建立居馆。1258年(日本正泰二年),北条实泰的独生子北条实时在六浦庄内建立“称名寺”,并以僧人妙性房审海为开山,实时与元代赴日本的名僧一山一宁交谊厚笃。北条实时本人在称名寺中行传法灌顶仪式,出家为僧。1275年(日本建治元年),北条实时从镰仓迁居六浦庄,并在称名寺内建立一个“文库”,收储他所藏的日汉文献,这可能便是“金泽文库”的起始。如是,金泽文库的建立,比足利学校大约要早二百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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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条实时在青年时代曾经师事儒学家清原教隆,学习《春秋经传集解》与《群书治要》等经籍,对于学问和政道,均甚关注。当时,金泽文库所藏的汉籍,分为“儒书”与“佛典”两大部类,皆钤“金泽文库”印记。不过,印记的颜色则以朱墨加以区别———儒学著作为墨色“金泽文库”印,按《千字文》次序分类排列;佛学著作为红色“金泽文库”印,各宗按经论章疏排列。今存“金泽文库本”中,尚可见“武藏国仓城郡六浦庄内金泽村越后守平实时堂廊”等题识,乃系当时收藏者所为。

金泽文库藏书的功能,与足利学校的藏本不相同,它并不“公用”。金泽文库是中世纪武家的私人文库,仅供当时北条氏一门及称名寺僧人所利用,所以,一般的僧俗人士亦难窥其底蕴。十五世纪时五山僧人万里集九,曾于1486年游学金泽文库。他在《梅花无尽藏》中记其事曰:“文明十八年二月有七己亥,桓濑户六浦之滨。遗庙之前挂昔时诸老所作之诗板,边旁点划不泯,如新镌也。渐进入称名律寺间,西湖梅以未开放为遗恨矣。珠帘、猫儿、支竺、群书之目录、称名寺水晶、唐猫儿之孙,一大时教及群书,盖先代储焉。无介者而不能触目。对案书卷,遂不扬面。吁,律缚之传,但守法而已云云。”此文中的“文明十八年”,即公元1486年。万里集九这一趟金泽之游看来比较扫兴,因为没有介绍人或介绍信,所以“对案书卷,遂不扬面”,心情甚为无奈。但由此也说明,在金泽文库建立的百余年后,于管理上仍然秉承旧规,制度相当严格。

其实,当万里集九游学金泽文库之前,镰仓幕府已在1333年(日本弘元三年)崩溃,北条氏势力已经消退,金泽文库已经移交称名寺的住持管理。十五世纪初,上杉宪实出任关东管领,他不但重振了足利学校,而且也倾力于金泽文库的经营。在上杉氏管理期间,金泽文库曾一度改名为“金泽学校”,这大约是为了与“足利学校”齐平之故。笔者曾在东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等遗存)中阅读南宋刊本《世说新语》。此本正文首叶第一行在“世说新语上”之下,有“金泽文库”墨印,而边框右侧上方,则钤有“金泽学校”印记一枚,此二印皆清晰可读。此可确证“金泽学校”就是“金泽文库”了。

金泽文库由于它本身存在的时代,决定了“金泽文库本”主要是宋元刊本和明代初期的刊本与同时代的手写本,以及与这一时期相一致的日本自己的“和刊本”与“和写本”,其中有不少是国内已经逸失,于当今被日本称为“国宝”的典籍了。

古代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之后,群雄割据,争霸关东,在战争的摧残中,金泽文库的库务日趋式微。笔者在《在足利学校访国宝》一文中曾提到当年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经过相州地方时为北条氏康父子讲授易学,北条氏以金泽文库所珍藏之宋刊本《文选》作为谈资相赠,即可窥见其藏书散出之一般。1592年(日本文禄元年)僧人铁山造访金泽文库,与百年前万里集九所见已面目全非。有诗为证:“不见图书三万堆/秋风荒野独堪哀/秦坑千岁非应恨/帙杂红尘轴绿苔。”(见《铁山集》卷中)。其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江户时代汉学的魁首林罗山过金泽,叹其藏书之散失,亦作诗曰:“怀古泪痕羁旅情/腐儒早晚起苍生/人亡书泯几回首/境致空留金泽名。”(见《罗山诗集》卷一)。

金泽文库旧藏散出者,首先为江户时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所收藏。德川家康有私人藏书处,称“富士见亭文库”。1633年(日本宽永十年)德川家康的后裔将文库迁至红叶山,故又更名为“红叶山文库”,又称“枫山文库”或“枫山官库”。无论是在“富士见亭文库”时期,还是在“枫山官库”时期,德川幕府收储的“金泽文库本”数量甚多,并刊布流世。例如,唐代魏徵等编撰的《群书治要》五十卷,却不见《宋史·艺文志》等记载,大概在那个时代便已经失逸了,而金泽文库却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年)日本僧人手写此书的全帙。此写本每一叶十二行,行间八分,一行约十七字。卷中有日本后深草天皇建长年间(1249—1255年)至花园天皇延庆年间(1308—1310年)之间日本清原教隆、藤原敦周、藤原敦纲、藤原经雄、北条实时和金泽贞显等学问大家的手识文。德川家康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将这个写本用活字排印。但此时此本《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今存《本光国师日记》“元和二年”条中,记录了当时江户幕府重印《群书治要》的全过程,《日记》中对于活字排印工序中的“切木”、“雕手”、“植手”、“摺手”、“校合”等,皆记载详密。此书经半年后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然此时德川家康已经去世,所以印本未能流布,只是把它们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1781年(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虽然已经印刷百余年,却始终未能流布,即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复加校刊,再版梓行。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予诸藩主并各位亲臣。这就是流传于世的有名的“天明版”《群书治要》。1796年(日本宽政八年)尾张藩主家得知《群书治要》在中国国内已经失逸,于是,以五部移送当时掌管长崎海关的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托中国商人携回本土———当时,江户幕府实行全国封锁令。惟准中国与荷兰的商人,得以长崎为惟一的进出口岸。

清嘉庆七年(1802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他在第二十一集《孝经郑注序》中言及《群书治要》,并曰:“此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则知日本尾张藩主家所刻此本已经在中国国内流传,时距尾张藩主家托近藤重藏将“天明印本”转送中国商人只有六年的时间。稍后,阮元编辑《宛委别藏》,即将《群书治要》编入其中。其题曰:“《群书治要》五十卷,原缺卷四、卷十三、卷二十。唐魏徵等撰,日本天明刊本。”至此,日本尾张藩主家刊本已经为阮元所得了。后来,《连筠?丛书》、《粤雅堂丛书(三编)》等皆从《宛委别藏》中辑入了《群书治要》,此为清人的校刊典籍,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是“金泽文库本”的一段趣事。

有据可证,当年德川幕府从金泽文库中取走了宋元刊本二十四种。日本明治时代“废藩”之后,枫山官库的珍本大部分入了宫内省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原金泽文库所藏的宋刊本,如《尚书正义》、《春秋经传集解》、《论语注疏》、《集韵》、《太平寰宇记》、《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方》、《杨氏家藏方》、《太平圣惠方》、《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初学记》、《太平御览》、《王文公文集》、《景文宋公集》、《东坡集》、《崔舍人玉堂类稿附西垣类稿》、《画一元龟》、《世说新语》等,皆已悉为“御物”。其余的典籍在当时便归于“太政官文库”,后变名为“内阁文库”(今“国家公文书馆第一部”)。除德川幕府之外,江户时代的各家藩主也收储“金泽文库本”。当时,德川光编撰《大日本史》,曾令其史官赴金泽取书,如《周易正义》、《施氏问对》等,后藏于彰考馆;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移“金泽文库本”于本藩,如《春秋左氏音义》、《孔子家语》、《列子》、《世说新语》等,后藏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尾张藩主家也有“金泽文库本”,如《齐民要术》、《太平圣惠方》等,后藏于蓬左文库。此外,如宋刊本《锦绣万花谷》(残本)五卷,移藏于万松山龙潭寺(今静冈县境内),南宋初年刊本《礼记正义》(残本)八卷,移藏于身延山久远寺(今山梨县境内),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天理教创设之“天理图书馆”,以其雄厚的财力,还收集到流传于世上的“金泽文库本”,如宋刊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并《附录》五卷。是书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由欧阳修之子欧阳发编定,于宋宁宗庆元至嘉泰年间在吉州刊印。卷中钤有“金泽文库”第一号墨印,系从金泽文库散出无疑。此本已在1952年被确认为“日本国宝”。

金泽文库衰败之后,到明治年间,伊藤博文曾加修葺。1930年日本大桥新太郎曾出资复兴这一中世纪时代的文教设施,金泽文库便作为图书馆而开始运行。1955年,日本政府最终确定了把“金泽文库”建设成为中世纪历史博物馆的方针,一直贯彻至今。

目前,金泽文库的汉籍善本的收藏,计有宋刊本如《南史》、《文苑英华》、《嘉定十一年具注历》等典籍四十五种。此外尚有宋刊本《大藏经》一部,凡七百四十五种,共计三千四百九十卷。这部《大藏经》属于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的混编本,但全为宋刊本,亦至为名贵。

在四十五种汉籍珍本中,有《(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历》(残本)一叶,系宋嘉定十年(1217年)刊印。国内外现存的汉籍文献中,关于宋代历本,只有《大宋宝?四年丙辰岁会天满年具注历》的写本流行于世,未曾听说有宋刊本传世的,此本《(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历》把每一天分为八个部分加以表述,第一格记日期、甲子和五行,如“(六月)二十一日辛酉木满”;第二格记当日星相,如“房(星)”;第三格记节气、月弦、祓?和八卦,如“大暑六月中沐浴离九三”;第四格记当日自然征侯,如“腐草化为萤”;第五格记当日可行事与当日不可行事,如“吉日岁对……兵吉……宜临政举官”等;第六格记漏刻及太阳运行,如(二十二日)“昼五十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出卯初初刻……”;第七格记当日人体征侯,如“人神在胸”,又“血忌人神在手指”,又“血支人神在股内”等;第八格记人体行事,如“日游在房内中”等。此书所透露出的如此丰富的文化讯息,对理解十三世纪初期汉民族对自然科学、社会人事与生命运动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具有重大的价值。

唐代诗人元稹,与白居易交好,在诗文坛上曾以“元白”之名并称一时。但其文集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已仅见残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曰:“(《元氏长庆集》)不知为何人所重编。前有麟序,称稹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以不显,惟嗜书者时时传录。某先人尝手自抄写,谨募工刻行云云。则麟及其父均未尝有所增益。盖在北宋即仅有此残本尔。”而今国内连《元氏长庆集》的宋刊残本也已经不存了,令人扼腕。日本今存《元氏长庆集》宋刊本九卷,分藏于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和金泽文库,从纸张、墨色、字体以及行款等判断,此三处所藏,实为同一刊本。金泽文库存《元氏长庆集》第三十七卷的残本,左右双边,匡郭高23.10cm,宽16.17cm。每半叶十三行,一行二十三字。如将三处藏本综合起来,或许能够看到元稹文集宋刊本的概貌吧。

金泽文库收藏有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古写本。例如八九世纪时代的《卜筮书》一种、十世纪左右的《文选集注》一种、十二世纪时代《周易注疏》一种、《集七十二家相书》一种等。这些写本倒底是由中国传入的唐宋人所手书,还是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由日本人所手书,学界尚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卜筮书》一种,日本著名的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先生判定为日本平安时代写本,但依我的判断,则很可能是中国唐人写本。在这些写本中,十世纪左右的古写本《文选集注》是非常重要的典籍,此本既非“五臣注本”,亦非李善注与五臣注合璧的“六臣注本”。其集注徵引之文,除“李善注”、“五臣注”外,尚有《文选抄》、《文选音诀》、并有“陆善经注文”等。《文选抄》与《文选音诀》,为《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题署“公孙罗撰”。而尤可注目者,则陆善经之“文选注文”。据早期“经籍志”及九世纪日本人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陆善经堪称经学大师,却世不见其传。今由此本注文中又可窥见其学问,是极可贵的。

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原本三十卷。后来李善为之作注,分析为六十卷,世上流行者皆本于斯。金泽文库藏此本《文选》,既非三十卷,又非六十卷。从今残本考稽,实为一百二十卷本,亦为罕见。“金泽文库本”的《文选集注》残存十八卷,即卷四十七、卷六十一(上、下)、卷六十二、卷六十六、卷七十一、卷七十三(上、下)、卷七十九、卷八十五(上、下)、卷九十一(上、下)、卷九十四(上、中、下)、卷百二、卷百十六。与此写本为同一本的另外六卷的残本,现今存于东洋文库,即卷四十八、卷五十九(上、下)、卷八十八、卷百十三(上、下)。两处收藏共存二十六卷。我曾将从金泽文库携回之《文选集注》书影,请友人王春茂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与《四部丛刊》本作一校雠,发现异文甚多。以此本卷六十六《宋玉招魂一首》为例,仅开首“招魂一首”之释文,异文有七处。有价值的是,“丛刊本”全无“陆善经曰”云云,而此本则著录“陆善经曰:叙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文化史上曾传陆氏当年亦奉敕注《文选》而未就,此《集注》所徵引,是否为陆善经当年的“未完成稿”,则不得而知。然不管如何,此本《文选集注》在《文选》的研究史上无疑是极有意义的。1955年,金泽文库所藏《文选集注》被确认为“日本国宝”,同年,东洋文库藏本亦被确认为“日本国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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