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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代截断了中国历史的奔流,另一个朝又恢复了它故有的河道

历史百家争鸣
201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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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两个王朝。第一个是元朝,始建于1271年,不过她的缔造者并非汉人,而是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他的祖父就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第二个是明朝,始建于1368年,明朝开国者朱元璋是一个睿智而铁血的人,这个王朝在1644年被来自北方草原的满人征服。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这两个王朝的历史。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1368年是这400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的本土反元势力,驱逐了备受汉人憎恶的蒙古人,重建起他们奉为“祖国”的中国。而中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也同样重视1368年,不过,理由则是因为这一年标志着帝国晚期的开端,以及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漫漫之路的起点。1368年在本书中则具有别样的意味:我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中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本书原本并不打算完整地呈现13—17世纪中国的转型。我在动笔之初曾以为,蒙古人统治的一个世纪(1271—1368)是一个独立的时间段,它截断了中国历史的奔流,而明代的建立又恢复了它故有的河道,延绵至今。外来的变成了本土的,蒙古人换成了汉人,我想两者的差别大概犹如黑白两个极端。把元明两朝看作同一个时期的组成部分的想法,来自一个我完全未曾想到过的方向。在我阅读有关这两个朝代的四种基本史料(正史、实录、地方志、文集)期间,我开始注意到其中不断提到的自然灾害—饥荒、洪水、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甚至龙袭。我一点一点收集并排列这些记载,发现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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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暖、湿润的世界变得寒冷、干燥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欧洲和中国的确随着气候的改变而发生了许多变化。国家和社会变得更为强大,也彼此分离。各个经济体彼此连接,商贸活动日趋重要。人们不得不想出新的办法,去解释自己本身和周遭发生的变化,使种种新的生存格局合法化,也使自己能理直气壮地采取新的行为方式来顺乎世事的变迁。整个世界在朝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亦复如是。

身处元明两朝的人不会如此理解这些变化,因为个体只能经历其中的一些片段,且往往是灾难性的事件,从而难以看见全局图景。为了找出这些片段的规律,我在本书第三章中用了“九渊”的说法,来概括我在元明时期找到的九次持续时间长达3— 7 年的天灾人祸。这些灭顶的“深渊”并没有左右元明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对当时人们生活、记忆的影响却和其他任何历史因素一样深刻。

反常气候的侵袭不断,近海又有外来商人频仍闯入的身影,使得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只能牢牢抱守祖训。另一些人则不愿拘泥,用新的思想重构世界的秩序,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于是乎,元明是一个迷惘不安的时代,也是聚讼纷纭的时代。

为了把握这个时代的充沛活力和多端变化,我尽可能地用当时的故事、绘画和语言来描述它的历史。这其实并非难事,因为这个时代与中国以往的帝制时代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记述。绝大部分的材料是时人有意识的记录,也有的是无心插柳。纵然亲历者很少能洞彻历史的大局,他们描绘的细节也足以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触摸到那段历史的脉搏。他们的观念未必能与我们的相契合,但他们的欢乐和恐惧,我们仍能感同身受。

我的叙述就从恐惧开始吧。让我们回到龙开始闯入他们生活世界的那些时刻……

龙 见

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15—1294)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太湖是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的一大水系,它像一颗心脏,通过纵横交错的自然与人工河流的密网为这片淤积地带输送水分,上至明朝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下至沿海港口上海皆仰赖它的润泽。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下,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了泽国。

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这次,它出现在陈山,这是位于太湖东南75 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陈山上有一座修于宋代的龙王庙。这座庙被称为龙王行宫,行宫是皇宫的专称之一,因为龙王就像皇帝一样,在全国各处巡视,故有此说。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觉得应该重新修葺,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至元三十年七月十五日(1293年8月25日),临近正午时分,画工正在作业,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两条龙驭风而至—龙王和他的幼子驾到了。双龙俯瞰战战兢兢的画工,随即摆尾,没入云中。说时迟那时快,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

翌年,忽必烈汗薨。三年后,龙王携子二度在陈山呼风唤雨,竟被群龙乘暴雨大闹鄱阳湖(即长江自太湖溯游而上的第二个主要湖泊)的声势所压倒。它们在空中纵横翻腾,兴风作雨,让周围的州府都遭了洪涝之灾。

此后42 年内,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1339 年7月29日),一条恶龙猛扑向滨海省份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横扫了800户民宅,冲毁了1300 公顷农田。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吸卷海水于天空喷洒。此后的17年内(1351—1367),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1367),也就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有两次。第一次在六月四日(7月9日),北京。只见一道电光闪过,便有一条龙从废太子府的一口井中一飞冲天。那天早晨稍晚些的时候,有人看见这条龙栖息在附近一间寺院的洋槐树上,事后人们发现树干上有抓痕和灼烧的痕迹。第二次在一个月后,山东省的龙山,这里是一处祈雨胜地。在七月的暴雨中,一条龙曾现身山顶。待龙飞升后,一块大石自峰顶滚落,留在了该地的民间传说中。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玄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异族军事统治遂告终结。

龙 主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事件。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 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天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飓风袭击了江南,一条白龙自旋风中冲出,一位小品文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回忆道:“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邻。”当次年内战打到江南时便是这番景象。他哀叹道:“视昔时之繁华,如一梦也。”[3]12 年后,即1368 年,朱元璋(1328—1398)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

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 世纪毛泽东的崛起。忽必烈的野心是征服东亚,而朱元璋在开疆拓土方面的胃口则没有那么大。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他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满目疮痍的国土变成一个道家的乌托邦(Daoist utopia),尽管它很快就走了样,沦为一个法家的古拉格(Legalist gulag)。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洪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择取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

朱元璋在成为洪武皇帝之前,就十分留心元朝境内的龙见事件。驭龙是他的象征性职责(metaphorical task),他可不是不在乎象征意义(metaphors)的人。朱元璋很早就得到了第一次机会——至正十四年(1354)秋,距离他建立自己的王朝尚有14年。当时,他正在南京以西的长江流域作战,该地区遭遇大旱。当地父老告诉他,附近的泥沼地里时不时有龙出现。他们请他向龙祈祷,以避免灾害全面爆发。许多年后,朱元璋记道:“时信而往祷之,期日以三。后果答我所求。”雨来了。在谢龙的仪式上,朱元璋赞颂神龙:“不伤而不溢,功天地,泽下民,效灵于我。”——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朝一日自己的子民称颂自己的话,“今也,龙听天命,神鬼既知。”——既然朱元璋提到“天命”这一王朝兴亡的法则,那么自己要当皇帝的意思已昭然若揭。他以一阕赞歌为整场仪式画上句点,他赞颂的是龙,可又像是在说自己:

威则塞宇,潜则无形。

神龙治水,寰宇清宁。

既然有一位龙主登上了宝座,群龙就要俯首听命:它们从人间撤离。除了朱元璋即位的第一年夏天,鄱阳湖因暴雨引发洪灾外,洪武年间再无龙见的祸患。他确乎是一位龙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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