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军事
手机搜狐
SOHU.COM

【中东研究】马文超 洪邮生:建构主义框架下的叙以和谈进程分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2017-03-20
+关注

学人简介

作者单位分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第五QQ群:598398097

海外国关国政外交学人QQ群:336186649

学术交流 资源共享

关键词 叙利亚 建构主义 叙以和谈 霍布斯文化

内容提要

叙以和谈问题是阿以和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阿以和谈尚处僵局的中东国际关系中常常被学界所忽视。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主要从叙利亚方面入手,梳理巴沙尔执政以来叙以和谈的发展进程,并在叙以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考察双方对“霍布斯文化”内化程度的调整过程,认为特定的国际体系文化对建构两国的国家身份和利益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这对进一步分析两国的外交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展开剩余97%

叙以两国自各自建国以来就没有建立过任何外交关系。叙利亚至今依然是唯一一个与以色列尚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自以色列立国以来就是对抗以色列重要的阿拉伯前线国家。遏制以色列一直以来都是叙利亚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早在哈菲兹·阿萨德执政以前,叙利亚就已经确立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针,坚持与以色列的斗争。阿萨德执政期间,这种对抗继续持续,致使叙利亚和以色列始终未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之后,叙以之间还是因分歧严重,而未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叙利亚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前线阿拉伯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叙以两国的地区和国际战略、美苏冷战时期在中东地区的对抗以及冷战后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巴沙尔执政以来虽然没有与以色列发生过大的冲突和战争但叙以关系依然摩擦不断,在间断性积极微调的和谈进程当中,总体表现出一种消极而稳定的关系格局。

根据建构主义的社会习得机制和“反射评价原理”,国家作为施动者在相遇之后,将会根据“主我”和“宾我”两个方面的再现来确定自己的属性,因此,国家在第一次的相遇就显得十分关键,如果第一次的相遇使两个国家都将彼此定义为“敌人”,那么这种再现将很有可能会不断再造,进而发展成为霍布斯文化。叙利亚与以色列正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初次接触中就赋予了彼此“敌人”的身份,并且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延续着这种身份。新世纪以来,巴沙尔政府在对以关系上主要体现在叙以和谈的进程方面。叙以双方对彼此的国家安全战略有着巨大的认识差异,且又处于“美以—伊叙”构成的霍布斯文化下的国际安全体系当中,因而双方在这种国际体系文化中延续了彼此“敌人”的身份,并将其内化为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叙以和谈长期处于僵持状态。

一种无政府文化要想要得到转变,就需要满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四大主变量,且这种文化的内化程度也在“强迫、利己和合法化”三种等级间发生改变,内化程度越深,就越不容易发生转化。叙以两国一直以来对彼此“敌人”的身份认定虽未发生变化,其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体系文化的改变而发生重构,但在不同时期霍布斯文化的内化程度也会受到体系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改变。纵观巴沙尔执政以来叙以和谈进程的发展,其对以色列的态度由于国际体系的变迁而产生着微妙的变化。

1巴沙尔上任之初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

在叙以和谈问题上,巴沙尔坚持贯彻老阿萨德制定的和谈方案。在就职演说中巴沙尔称“一个全面公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是叙利亚的战略选择,但这不会以牺牲叙利亚的领土和主权作为交易。”在2001年2月接受《中东日报》采访时问及对和谈的态度时,他说“我没有添加或删减什么东西,哈菲兹总统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我也一样。”但在变换的环境下贯彻老阿萨德的原则确给巴沙尔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由于叙以和谈可以同时缓和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巴沙尔在上任伊始就对在克林顿政府帮助下重启的和谈显示出了一定的兴趣。这也契合了老阿萨德和谈方案中的意图,即叙利亚认为是阿拉法特首先与以色列签订奥斯陆协议而破坏了阿拉伯团结的,所以叙利亚在自己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可以不考虑巴以和谈的进程而直接与以色列签订和约。但在评估新千年伊始的地区形势后,巴沙尔对叙以和谈的政策却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认为在巴勒斯坦阿克萨大起义之时与以色列签订和约是有违阿拉伯民族的共同感情,而应当在巴以和谈取得进展后才可与以色列进行和谈。然而,巴沙尔介入大起义表面上表现出叙利亚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但目的却是为了制衡阿拉法特的影响,以求提升叙利亚在巴勒斯坦事务上的话语权。同时,巴沙尔开始不断强调以色列才是和谈的最大障碍,力图将和谈搁置的责任推到以色列身上。在2001年阿盟峰会上,巴沙尔发表了上任以来对以色列最为强硬的一次谈话:“以色列人刺杀拉宾只因为他有达成和平的意愿……以色列社会的价值观值得探讨这是一个极端的社会,甚至比纳粹还要极端”。另一方面,巴沙尔通过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也是为了维护接班阿萨德政权执政的合法性。叙利亚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基本上每周都会在安理会上提出谴责以色列的草案。但当2002年3月,安理会1397号决议要求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时,叙利亚却以暴力冲突尚未结束为由而投了弃权票。

2002年10月,安理会就美英新决议案进行磋商,之后叙利亚的反战立场更趋强硬。11月8日,叙利亚对联合国1441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对此叙利亚的解释是:这份决议不会被当作打击伊拉克的借口,如果它们关注伊拉克、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叙利亚就会支持安理会决议。巴沙尔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对以色列罪行的掩饰和对反以斗争的围困”。并在2003年3月于沙姆沙伊赫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号召阿拉伯国家各国领导不要向美国提供攻击伊拉克的各种设施。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利亚和阿拉伯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继续反对美国的武装侵略。但叙利亚的反对主张具有更加强烈的实际意义,一旦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叙利亚将直接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威胁。为此,巴沙尔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也不断向外界表达自己反战的立场。在2003年3月27日接受《未来报》的一次著名采访时,巴沙尔再一次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应该意识到反战的责任,并称:“即使美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当然对此我深表怀疑———阿拉伯的抵抗阵营也将会持续存在。”可见巴沙尔对于利用伊拉克战争来建立阿拉伯的反美阵营充满了信心。然而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却证明了巴沙尔过于乐观。鉴于叙利亚在伊战中的表现,华盛顿的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在政府和不同的研究中心讨论起美国是否应将叙利亚作为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的话题,这使叙利亚不得不在自身利益得到保全的前提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尽管叙利亚向美国释放出了对话的信号,美国却对此并未做出积极的回应。在2003年5月3日鲍威尔对大马士革的重要访问中,美国完全忽视叙利亚对关于戈兰高地和在黎利益等问题的真正关切,对叙提出了一揽子的单方面要求。对于美国而言,单因叙利亚的支恐行为,就不能够和叙利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为此,大马士革方面曾要求叙境内巴勒斯坦组织“自愿离开”或者“至少停止激进活动”,以此避免美国进一步对其施加外交压力。与此同时,叙利亚在有关联大对伊拉克实行的1483号决议的投票过程中选择了缺席。而事实上叙利亚复兴党内部绝大多数官员包括外交部长都坚决反对该决议的通过,但为了避免与美国造成直接的敌对状态,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还是选择了缺席投选,巴沙尔也在党内地方领导会议缺席的情况下命外交部长转达总统令,告知党内领导务必核准这一法案的通过,并于次日告知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对该决议的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这一事件使叙利亚的外交官员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不知所以,也清晰表明了叙利亚在外交决策过程当中决策层的严重分化。这一分化同样也表现在叙利亚面对“路线图”问题上的态度,由于“路线图”并没有强调叙利亚的利益,巴沙尔曾对其表示“我们不会干涉巴勒斯坦政府的决策”,但在第十三届伊斯兰会议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中外长沙雷却将叙利亚对“路线图”的态度阐释为“叙利亚不反对也不支持路线图的实施”。

种种事件都表明了新生的巴沙尔政权并不能够如其父那般自如应对国际问题的挑战,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巴沙尔并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使叙利亚与以色列霍布斯文化的内化程度仍处于“合法化”的阶段,而是通过对以色列实质上彻底的敌对态度,利用巴勒斯坦问题、“阿克萨大起义”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彰显新政权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同时在外交姿态上一定程度地迎合美国的中东利益,以避免与美国的关系过于激化。

2叙利亚在伊拉克战争后对以和谈态度趋于缓和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巴沙尔由于切身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开始采取重启叙以和谈的姿态意图化解美国可能兵临城下的危险。叙利亚政府官员开始积极在各种外交场合中传达叙利亚想与以色列恢复和谈的信息。美国官员虽然向沙龙传达了这一消息,但沙龙却强硬地表示以色列只可能接受不带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和谈。

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此时也变得更具意识形态化,而不是趋于务实。叙利亚成了这一政策的受害者,其一向以来的地区重要地位反而不比约旦对美国的重要性。2003年的沙姆沙伊赫峰会中,叙利亚和黎巴嫩未被邀请,只有那些诸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约旦等“温和”的阿拉伯国家领导和新任命的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与会共商中东和平路线图。叙利亚在中东核心议题上的主动权受到挤压。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对伊模糊和不确定的外交政策为叙利亚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叙利亚主持了多次由伊拉克各派别和独立人士及官员参加的安全会议,以此向华盛顿表明自己在伊拉克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以期得到美国公开和积极的回应。美国国务院也曾建议国会终止《叙利亚责任法》,但却未能得以通过。事实上,叙利亚对伊拉克战争的实际反对态度是美国对叙利亚外交政策冷淡的具体原因。对叙利亚的利益采取完全忽视的态度,这一点从“中东路线图”的实施中就可以表现出来。

2003年10月,以色列空袭了位于大马士革附近艾因萨希卜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训练营”。这是对叙以两国1974年签署的武装解除协定的公然破坏。虽然此次军事打击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但以色列却用这次行动向叙利亚表明了自己对威胁其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的打击是不分地点的,也借此警告叙利亚不要支持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自杀式袭击活动。以色列的行为对叙利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美国否决了叙利亚在联大为此事件提交的“强烈抗议侵犯领空主权”诉案的做法更是对紧张的叙美关系增添了消极因素

为了减小外交压力,巴沙尔在2003年12月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向以色列提出了重启和谈的倡议,以色列在其前总统摩西·卡察夫邀请巴沙尔访问以色列以示其诚意的同时,却计划在戈兰高地增加50%的犹太人定居点并使其在三年之内犹太人的数量翻一番。叙利亚再一次对以色列的做法提出抗议,而美国也似乎对巴沙尔先前提出的和平倡议丝毫没有任何兴趣,并转向要求叙学习利比亚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叙利亚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外交上的帮助。为了缓解对西方国家外交的孤立局面,叙利亚将目光投向了欧盟,以期欧盟能在缓和其对美关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欧盟4月14日的外长会议虽未能就联合国在建立伊拉克战后秩序中应扮演的角色达成一致。但却呼吁美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时应保持克制。叙利亚的欧洲外交稍有起色,便考虑尽快签署叙欧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但双方协议却因叙利亚拒绝接受欧盟要求叙接受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条款而搁浅。叙利亚决策层也曾尝试预测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改变对其叙利亚的僵硬政策。然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应对叙利亚的政策上较之布什政府并无不同,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将不会终止对叙利亚的制裁。继《叙利亚责任法》之后,美国国会进一步核准了要求叙从黎巴嫩撤军和停止支持真主党的法案。这项法案是美国对安理会1559号决议的一个回应,该决议要求尊重黎巴嫩主权,实际上就是对叙利亚干涉黎巴嫩内政,支持黎巴嫩亲叙总统埃米尔·拉胡德(Emile Lahoud)通过宪法修正案延长总统任期的国际性谴责。

叙利亚在伊拉克问题上微妙地改变着自己的立场,从一开始对西方提出的“路线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到后来的默许,即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巴沙尔却表达出了“路线图为何没有涉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不满”,以暗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与以色列的和谈。然而,华盛顿却明确表示,在以巴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叙利亚将不会被考虑在路线图之内。不过随着美军在伊拉克战事上越陷越深,路线图计划受阻,巴沙尔转势又再次回到了原先的立场。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2003年8月,以色列军机飞跃位于拉塔基亚海边的巴沙尔官邸,以此警告叙利亚在叙黎边界冲突中继续操控真主党的行为。此外,以色列空军力量还袭击了仅据大马士革北部几英里外的巴勒斯坦民兵训练营 这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首次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的军事行动。虽然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直接针对叙利亚,但叙利亚却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巴沙尔认为这是美以试图动摇甚至推翻叙政权的信号,因此立即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对这次袭击进行了申诉。这一做法不仅遭到了美国的否认,美还将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归咎于叙利亚。叙利亚没有能够在国际社会上寻得支持,遂将自己的不满演转化成利用真主党对以色列进行又一次军事打击。这一举动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形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中无助的尴尬处境。

在与以色列就和谈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的做法是叙利亚在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2003年12月,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巴沙尔表达了他已做好与以色列重启和谈的准备,并将考虑与以建立正常关系。这与老阿萨德从未使用过与以“关系正常化”这一外交辞令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解释“关系正常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时,阿萨德指出这种正常关系“就好比叙美关系 叙法关系和一切与叙利亚没有与之处以战争状态的国家的关系一样。”以色列国内的公共舆论对巴沙尔投来的橄榄枝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观点认为巴沙尔的举动即使是出于摆脱目前困境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其客观的积极作用仍不可忽视。但也有观点认为,巴沙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以和谈只是改善与美关系的幌子,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方面对巴沙尔重启和谈的提议没有任何积极的回应,即使在叙国内,复兴党领导的全国进步阵线也没有对其组织纲领条款中的第六条进行任何修改或删除,即“拒绝与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实体的任何机构举行和谈或者协商,只容许以旨在解放1967年7月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倡议形式的存在。”

在美国对叙利亚发出动武的威胁信号后,叙利亚开始在和谈立场上进一步松动。巴沙尔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叙利亚重启和谈的立场是以马德里和会为基础的。”这一表述似乎表明巴沙尔要在老阿萨德的立场上做出让步,因为尽管马德里和会中包括了土地换和平的前提,但老阿萨德认可的“拉宾承诺”却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一时期巴沙尔对以色列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来自于以色列方面真实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叙以和谈来拉近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

无论是出于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还是伊拉克战争对中东政治格局的改变,这一时期叙以关系在紧张的表象下表现出了缓和的趋势,“叙以秘密和谈”就是暗藏在叙以“敌对”身份国家关系下,叙以对霍布斯文化内化程度改变的一种解释。2004年1月,巴沙尔在土耳其向以色列驻土耳其前大使阿隆·里尔博士暗示,想要通过土耳其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意向。但以色列却以“美国还不打算听到以叙接触的声音”为由拒绝了此意。但叙以之间通过中间人的秘密谈判却在以半官方的形式进行着,2005年4月9日,叙以总统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一次握手。同年8月,叙以密谈文件最终形成,之后又进行了部分修改。直至2006年的黎以冲突之后,叙利亚政府才建议进行两国间副部长级的接触并邀请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大卫·维尔奇参加讨论。从2004年9月到2006年7月的一系列秘密会晤中,叙以达成的秘密和平协议内容包括:两国签署和平协议原则,在双方执行所有协议义务之后签署和约;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至1967年6月4日的边界,撤军时间表待定;在沿加利利湖的缓冲区建立一个双方公用的天然公园;以色列将保留使用约旦河和加利利湖水的控制权;边界地区按1:4的比例实现非军事化;叙利亚也将同意结束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支持,并远离伊朗。此外,叙要保证让真主党局限为一个政党组织;让哈马斯政治部主任哈立德·麦沙尔离开大马士革;通过和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和逊尼派达成的协议 对伊拉克冲突的解决施加影响;参与解决巴以冲突,包括难民问题等。

3叙以和谈在黎巴嫩战争后再陷冰点

2006年7月,黎巴嫩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蓄谋已久、并由以色列发动和投入主要兵力的现代战争,也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美国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目标及其“大中东战略”,同时反映出了中东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矛盾。黎巴嫩战争同伊拉克战争一道,对中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世界多极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美以两国双双由强硬派执政使得叙以和谈陷入僵局,巴沙尔只好依靠真主党作为筹码迫使以色列让步。2006年7月18日,布什总统说,真主党袭击“部分是叙利亚和伊朗煽动起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世界必须对付真主党、叙利亚并继续孤立伊朗。”鉴于美国早就公开宣布要先发制人,并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被美国列为可能进行核打击的目标。叙伊两国在黎巴嫩战争后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此外,黎以冲突爆发初期,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等国也纷纷反对真主党的莽撞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黎巴嫩和阿拉伯世界的利益,认为此做法是服务于叙利亚和伊朗的。战争之后,在大马士革召开的第四届记者联盟大会上,巴沙尔严厉指责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做法斥责他们是“懦弱者”(“half men”)。在几次即兴发言中,巴沙尔对黎巴嫩政府意图解除抵抗组织武装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称这种做法将会导致黎巴嫩的分裂。同时,他将原因归咎于以色列,并说道:

“在这次战争失败之后,现在他们将来的打算就是通过在黎巴嫩境内煽动动乱来维护自己的国内局势和现任政府,因此,解除抵抗组织的武装就能将以色列的国内冲突转移到黎巴嫩来,但是我要告诉他们,他们定将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即将来临。”

这次讲话引发了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德国外交部长首先取消了对大马士革的访问计划,穆阿利姆也未能参加在埃及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可见叙利亚即使是在来之不易的外交环境变得相对宽松之后也会为全力维护真主党在黎利益而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随着战后黎巴嫩内部局势的日趋复杂,尤其是伊马德·奥恩将军与黎反什叶派力量关系的不断紧密,许多关于质疑叙利亚在黎地位的声音又浮现出来,这在2008年5月黎政府和真主党的直接冲突中达到了顶峰。这场危机直到后来《多哈协定》的实施才得以平息。2008年5月,黎巴嫩议会召开会议选举武装部队司令米歇尔·苏莱曼为总统,以接替2007年11月到期的前总统拉胡德。根据《多哈协定》,黎执政联盟和以真主党为首的反对派同意成立全国联合政府并保证双方今后发生分歧时不再诉诸武力。

西方和阿拉伯媒体随后也不断对孤立叙利亚的局面表示担忧,称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将叙置身事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叙利亚与伊朗关系的进一步紧密而引发叙外交政策的完全偏离。早在战争期间,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拉德曼(Thomas Friedman)就访问了叙利亚,并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主张与大马士革重启对话,以防止伊朗对叙利亚影响力的增强,并建议推行“离间”(driveawedge)叙伊关系的外交政策。

黎巴嫩战争使“美以—伊叙”霍布斯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叙利亚面对来自美以共同的压力,以及阿拉伯世界对什叶派力量的打压,不得不选择加强与伊朗的关系,以求共同应对可能针对自身的打击和地区危机,与以色列的和谈随即再次陷入了僵局。

4叙以“秘密”和谈公开化

伊朗在中东地区经历了伊拉克和黎巴嫩战争之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高压和战争威胁下,伊朗依靠发展自身的科技和军事力量,凝聚并加强了波斯民族捍卫国家的国民意志。中东地区什叶派和激进穆斯林力量在其帮助下也得到了增强。世界其他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力量也为伊朗所用,以共同抗衡美国的霸权主义。由于伊朗实力的突显,叙利亚在中东的位置也随之受到了欧美和以色列的重视,在其国内均出现了主张同叙利亚对话的呼声。2007年3月和4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绍尔布赖和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相继访问了叙利亚。由于对士兵安全的考量,主要由法意等欧洲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对增强叙利亚的地区作用和国际地位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并主张与叙利亚开展直接对话。这一局面彻底改变了叙利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尤其是在对欧关系上,欧洲委员会主席主动邀请穆阿利姆访问赫尔辛基,这是欧盟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接叙利亚外长访问的外交活动,同时也标志着继哈里里事件之后欧盟对叙利亚实施的孤立外交政策的正式终结。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在推动对叙外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积极。叙利亚也进一步主动接受关于哈里里事件的几项独立调查,虽然这些调查的进程影响到了叙利亚与欧盟合作伙伴协定的正式签署,但叙利亚此时却有能力向欧盟施压,促使其不要将调查结果和该协定的最终签署挂钩。

从另一方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争之后控制中东局势发展的能力也在进一步减弱。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以色列没有任何合法或道德的理由对黎巴嫩整个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而“美国在支持和鼓励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错误袭击。”卡特说:“现在的美国和以色列比美国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立。”以色列“经过2006年夏天的黎巴嫩危机,它的地位已今不如昔,”“以色列政府势单力孤单边行动名誉扫地。”2007年,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无奈之下试图通过促成叙以和谈迫使叙利亚放弃和伊朗的联盟,并断绝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希望以此缓解国内外批评的声浪。同时,美国还希望通过叙以和谈,以色列能够从“外围”打开中东和谈的僵局。

在2007年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的第二任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巴沙尔在议会上发表讲话说,“以色列必须明白无误地正式宣布希望和平,同时还要保证完全撤出占领的叙利亚领土戈兰高地,而且这种保证要是书面的,当然可以通过第三方完成。只有这样,叙利亚才会与其进行直接谈判。”对于巴沙尔的讲话,以色列立即做出了表态。以外交部发言人马利克说,“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与伊朗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同时还与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组织有合作伙伴关系,以色列很难将叙利亚领导人视为真诚希望和平的谈判对象,要与叙利亚领导人进行直接谈判可能性不大”。但在同年3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重启“阿拉伯和平倡议”之后,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又表示愿同阿拉伯国家对话,只是在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等问题上立场强硬。同时也表达了愿同叙利亚进行和谈的意愿,但必须建立在“叙政府放弃暴力”的条件下。

黎巴嫩战争之后,黎真主党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声誉大增。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在伊斯兰世界被当作英雄。阿拉伯人甚至把他视为“新纳赛尔”。真主党这张牌虽然在叙利亚撤出黎巴嫩后屡试不爽,但是真主党的实力已经开始超出叙利亚的控制:真主党真正的东家还是伊朗,而叙利亚与真主党的关系并不融洽。2006年的战争和2008年的黎巴嫩政府构成都表明对于真主党的限制已经荡然无存。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受到限制后,与以色列和谈便成了叙利亚当下现实需要的选择和平衡手段。加之此时叙国内的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如石油资源的枯竭所引发的经济发展乏力和政权危机;国内安全受地区极端势力的影响而局势动荡;这些都需要通过和谈的契机予以化解或缓解,同时还可以借此打破长久的“秘密、间接”谈判模式,回复到正常的和谈轨道上来。在权衡利弊之后,巴沙尔认为最明智的方法还是公开与以和谈,只有这样,叙利亚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2008年5月21日,叙以双方同时公开宣布,两国已经在土耳其的斡旋下展开了首轮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表示,以政府将互不影响的同时推进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和平谈判,并再次暗示“准备向叙利亚做出较大让步”。即使叙以和谈出现转机,巴沙尔也不会过度疏远与伊朗和真主党的关系,因为制约以色列和避免叙利亚边缘化的战略目标是离不开两者的。而且当叙以之间达成和平的可能性越大时,叙利亚越会与伊朗接近,从而在和谈中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8月2日,巴沙尔第三次出访德黑兰,在同艾哈迈迪·内贾德会谈时称“叙利亚和以色列恢复直接会谈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绝不会影响到与伊朗的联盟关系”。联盟关系”

由于叙以双方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僵持不下,以及伊朗核问题的进一步发酵和叙利亚随后爆发旷日持久的内战等原因,叙以之间的间接谈判始终没有能够达成实质性内容。其原因从本质上分析,还是由于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的霍布斯文化所致,这种国际体系的文化特征虽然在巴沙尔执政的不同时期内化程度有所变化,但终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然而,对话的契机却一直延续着,直至2015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叙利亚才正式对外宣布停止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间接和谈。

叙以双方虽然都有进一步和谈的愿望,但双方前期达成的一些原则协议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各自的行动当中。由于受到霍布斯文化的影响叙以依旧视彼此为“敌人”,冲突仍然随时都可能爆发。叙以关系若想要由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霍布斯文化逐步转化为洛克文化,“戈兰高地”问题就必须首先得到解决。领土问题上的严重纠纷会严重阻碍地区政治文化的改善。然而,叙利亚需要以色列以“敌人”的身份存在,以确保阿拉维派执政的根基,巴沙尔只有在伊拉克、真主党和伊朗问题上受到美国及以色列的压力时,才有可能放松和谈立场。为了实现老阿萨德的战略目标,巴沙尔会在巴以和谈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一样与以色列达成和约。相比而言,以色列对两国政治文化改善的实际作用要更大一些。即使阿拉维政权倒台,亦或叙利亚的执政者脱离了与伊朗的同盟关系,其国家的阿拉伯民族属性依旧很难迅速助推两国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但以色列毕竟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丰富的和谈经验,加之两国之间也存在着经济文化往来的可能,因此,本文认为,叙以霍布斯文化的改变,首先取决于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其次才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改善。因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已经逐渐接受了以色列政权的存在,而伊朗却对以色列政权的存在表现出反感和仇视。以色列只有在其国家安全得到真正保障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认真对待叙以和谈。

5结语

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国家安全利益也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研究”的一大热点。二战后的国家安全研究趋向于一种单纯的“战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领域,认为只要国家安全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即得到安全保障。国家只有通过“自助”才能在充满危机的国际社会中得以生存。建构主义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认为国际社会中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常态,只是将其作为国际社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且对霍布斯文化向其他文化的转化充满了信心。温特在《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一文中指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它终究会向一个非霍布斯状态的方向移动。”叙以和谈的利益分析正是建立在建构主义这一乐观的分析态度之上,这也是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注释略)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01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微信号:gggzwj

打造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 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公益平台

战斧导弹的前世今生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网站地图

用户反馈 合作
Copyright © 2018 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