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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宏维 | 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

瑶湖读史
201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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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谢宏维教授

内容提要

清中期发生在江西省万载县的一起长达45年的土棚学额纷争案,源于并激化了土棚双方的深刻矛盾,而且引发了土著与清朝政府的激烈对峙。此案展现了这一时期棚民、土著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并显示了19世纪前期清朝政府调控能力的强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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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万载县 棚民 土著 清朝政府 土棚学额纷争

“棚民”是从明中后期开始出现在我国南方山区的特殊移民群体。“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种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做菇为业,谓之棚民。”清代前中期,棚民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往的成果多致力于研究棚民的经济、反清活动与清朝政府对棚民的政策,以及棚民进入某地后引发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等方面。本文以清中期发生在江西省万载县的一起较为典型的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试图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较为细致地展示棚民、土著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面相,从中透视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某些特征。本文所赖以分析的学额纷争个案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和所公布的档案。

一、 社会背景:地方动乱与族群冲突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万载县在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十三年间(公元1763—1808年)发生的土著、棚民学额纷争案件。

万载县位于江西省西部地区。明末清初,整个赣西北地区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征:一为闽广移民的进入与山区开发;二为地方社会的战乱与动荡。万载“向无棚民,自明万历间闽广流民来万,侨居耕种为业。其始春集冬归,寥寥散处。迨天启、崇祯时,乃有久居于万者”。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棚民邱仰寰等在万载西北部福建人聚居的天井窝地方起兵,并入据袁州府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朱益吾率闽人响应金声桓反清活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起事,赣西棚民再次遥相呼应。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藩之乱”中,吴三桂的军队占据长沙,棚民再三响应,并攻破万载、新昌县城,至十七年乱事方才平息。该年袁州府地方土著绅士欣喜不已,特意撰立《驱除棚寇功德碑》。碑文洋洋千余言,概述了袁州府棚民的来源、数量及历次起事等情况:

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盘踞深谷,即在太平无事之秋,阴行劫掠,一遏变生,辄为乱首。崇祯壬午,天井盗起,则邱仰寰入据郡城。顺治戊子,金、王谋逆,则朱益吾播虐乡邑。己亥,海寇犯金陵,复揭竿树帜,怙恶不悛。当时惟因循姑息,酿成大患。顷因康熙十三年吴逆窃据长沙,此辈蜂起响应,绵亘数百里,焚杀淫掳,所过为墟。萍(乡)、万(载)二邑再陷,袁城危若垒卵。

在明末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以万载为中心的袁州府闽籍棚民频频起事,卷入社会动乱。这些战乱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冲击可想而知。由于闽籍棚民的大量参与,这笔帐很容易被官方和土著记于棚民的名下。乱后官方和土著展开了大规模的驱逐棚民运动。但是,这种军事镇压虽能给当地带来社会稳定,却不能带来经济发展。棚民被逐后,劳力奇缺,大片山林田地荒芜,国家赋税无人负担,积欠钱粮甚多。康熙中期以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招民垦荒。除招徕本地的逃亡人口外,也招徕来自闽、粤的移民。雍正县志记载说:

“庚午以后,始招徕闽粤之人,渐次垦辟。”不过,在重新招徕移民的过程中,曾经非常活跃的闽籍移民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卷入地方动乱较少的广东、赣南籍移民则大量增加。据民国《万载县志•氏族志》测算,广东、福建和赣南客家氏族分别占客家氏族总数的60.6%、20.2%和19.2%。移民大多在离县城较远的西北和西南山区丘陵地带居住。这些移民也与原先的流民一起被地方官员和土著称为“棚民”。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万载县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动乱。福建上杭人温上贵本想鼓动乡人支持台湾朱一贵的动乱。朱一贵失败后,温上贵潜逃到万载,纠集棚民上千人,并计划夺取万载县城。这次动乱虽然很快被知县施昭庭平息,但它与“海外”的这层关系引起了敏感的地方和朝廷官员的高度重视,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棚民问题再次凸现出来。清廷高层正是通过赣西北地区的情况才对南方几省的棚民有了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雍正初期,清政府对江西的棚民问题一直不敢掉以轻心。经过雍正帝与户部尚书张廷玉、大学士白潢、江西巡抚裴率度等“详慎筹画”,清政府最终制定了关于棚民的管理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棚民编人本县册籍;棚民实行保甲法;允许棚民参加科举考试。直到晚年,雍正帝还关注着江西等省的棚民问题。

实际上,上述处理棚民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实践中多有变通。江西并没有严格执行“棚民”编人“土著”之例,而是另立一种与土著有别的户籍——棚籍。与之相为表里,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开始,棚民入学实行另额取进的政策,规定“棚民文武童生之数满五十名以上者,另额取进文武童生各一名”,如此类推,最多不准超过四名。该年八月取录棚民文童三名入学。棚籍与棚额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对移民合法身分的承认以及移民正式成为王朝体制下的编户齐民。这种特例的形成,固然与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的个人理解及办事风格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应当是土著方面的阻力和压力。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江南总督赵弘恩报告说:“江西山僻州县,类多棚民耕山种地,日渐开垦升科,且棚民之粮,较土民完纳尤先,安居乐业,读书愈众。”并且他还对土著欺凌棚民的现象表示不满。可见,棚民的经济能力及文化水平都在逐渐提高,然而他们的土著化进程受到阻碍。不过,棚民童生毕竟获得另额考入县学,这在制度上保证了他们得到最低功名以及进一步提升的权利和机会。而且,棚民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形象也在逐渐改善。

当棚民和国家相互取得认同之后,土著与棚民的冲突则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线,而且他们的争夺日益体现在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等方面。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棚童邹文耀、刘光裕二人援引伍、殷、周三姓之例,也想参加土籍考试,这一做法被学政否定了。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棚籍监生马之骥、谢鸿儒等购买万载县城康乐坊宋元菁的房屋,欲建文公书院。这件事遭到土著绅士的强烈反对,“经贡生辛汝襄、汪朝祖、生员韩大学等历陈棚民之害,控沮知县朱封屋”,于是知县出示“禁棚民往来生事”。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棚籍又买花园里唐魁选等人房屋,“唐光华等出控知县张”,结果知县批令:“(马)之骥等不得在城建塾滋事,宋、唐二宅断回追价”。更为严重的是,这次失败使棚籍丧失了在城居住的权利,“城内寸土,土籍永不得卖,客籍永不得买”。甚至,土著联盟竞“相约不引客籍”充任县衙差役。土著对棚籍的排斥以及土棚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鉴于政局的稳定和时势的变化,清朝政府开始调整相关政策。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户部议准署理江西巡抚包括的建议,大幅度裁减原来专门防护棚民的江西“各属民壮”。万载县“原留二十名,今裁五名”。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江西学政周煌以该省棚民渐少,奏请裁去棚民学额,回复康熙九年的学额数目。礼部担心这会导致“客占主额”,故乾隆帝要求巡抚汤聘查明江西各属棚民童生人数,如果人数变化不大,则仍维持雍正九年另额取进之例。结果发现江西大部分州县的棚民童生都在50名以下,只有万载县的棚民童生最多,共有240名。万载县虽然符合另额取进之例,但为保持全省政策一致,“未便两歧”,万载县的棚籍学额亦与江西其他州县一起取消。从此,万载棚籍与土籍一体考试.共同分享该县的12名学额。这一改变激化了本已非常紧张的土棚关系,揭开了此后长达45年之久的学额纷争案的序幕,“合额之年即有吴兰贤等控案”。

由以上叙述可以获知,这次学额纷争的直接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变更,而根本原因则是土著和棚民长期的激烈矛盾。至清中期,棚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与土著分庭抗礼,远非初来乍到时那种“搭棚居住”意义上的“棚民”。他们“涵濡圣化,户习诗书,置产立业,俨同土著”。此时土著明显感觉到了资源的紧张以及来自棚民的竞争压力,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乾隆二十八年的合额政策对土著的危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对土棚双方的竞争则如火上添油。

一般而言,这个时期的地方土客争斗虽呈上升趋势,但由地方政府出面调解裁决后,大多能很快平息,只有极少数的大案才闹到清朝中央政府。案件闹到中央政府后,或由皇帝派钦差大臣前往处理,或饬令地方官员就地调解。在中央权威的直接干预下,多数案件即告了结。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随着双方绅士的上告,万载的土棚学额纷争非但没有消弭,反而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并日趋复杂。

二、 土著、 移民与国家的博弈: 互控、 缠讼与罢考

自此以后,土棚双方有关考试及学额的纷争和诉讼越来越多,且愈演愈烈,“土籍绅士在官则以棚童人众侵占土籍考额为词,请照原例分考;在私则指棚民为冒籍,阻不容考,告讦不休”。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土籍举人辛廷芝等请求恢复土棚分考,知县亦向巡抚请复分额,但未获批准。其后“李明生控吴兰贤,宋轼控邹枚,朱琢亮控苏为美,难以枚举”。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土籍生员王选、龙崇光、武生杨锡诚、职员郭树茵等控告棚籍生员王朝球之子王耀先冒充土籍并阻挠其考试。王耀先又向学政反控万载县私立土籍“三单”的保结方法,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在巡抚的批准下,万载县继续执行“三单”。几乎与此同时,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土籍廪生辛锦埔、童生郭自强等控告棚籍甘成瑞冒用“三单”;嘉庆二、三年(公元1797、1798年),郭自强等又接连两次与甘成瑞发生冲突;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巡抚裁断棚籍仍用五童互结。甘成瑞不服,遂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径赴京城向提督府控诉巡抚仍旧容许“三单”之法以及郭自强等人阻考。但提督府认为若废除此法,则棚童和土童无法分辨,可能会产生更多流弊,故亦准其法保留;且以“故违不遵,复捏词越控”的罪名惩治了甘成瑞。

虽然政府在土棚两方发生纠纷时大多支持土著一方,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满足土著的要求。很明显,合考合额政策对于土籍非常不利。棚民占取原本有限的学额,直接侵害了土著的利益。尤其到嘉庆初年,棚童每科占额多至六、七名,占去了一半的学额,这令土著再也无法忍受。土著知道,光靠打击压制棚民已远远不够,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取消合考合额政策,恢复以前的土棚分额。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举人辛炳晟、贡生邓罅和廪生郭光笏等再请分额未成。于是,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土籍副贡辛梅臣赴京呈请复立棚额,并称“棚民去来无定,言语不通,若不分考,势必党同伐异,酿成大案”。这使嘉庆帝十分震惊,下旨令“两江总督陈大文会同江西学政李钧简将该省土籍棚籍查核情形,悉心筹议”。万载土籍绅士的京控,促使清廷不得不正视江西再次浮现出来的棚民问题。

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七月,两江总督陈大文和江西学政李钧简奉旨开始查办此案。“延令一载有余”,在考察了万载的情况后,陈大文和李钧简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于是二人分折上奏。李钧简在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六月的奏折中指出,土、棚合考自乾隆二十八年起已经有四十多年,如果此时再分籍考试,恐怕会造成制度上的混乱。他进一步指出:“江西各县棚籍自雍正二年准其报县收考,九年准其另额取进,乾隆二十八年以人数无多,年久符例,准其归并土籍考试,所以潜化其愚顽之习,而渐消其畛域之见者,立法意至深远。”如果重行分额考试,那就违背了这个促进土棚融合的目的。况且,既然土籍投诉棚籍在考试时有冒滥之弊,那么就应该从严防外来混冒人手,而不是再去划分久居人籍之民。因此,他主张继续合考,并请相应增加学额文童四名、武童一名,“即可均平鼓励”;此外,万载县考土籍另用“三单”,与全省通用互结之例不相符,应该裁去。其实,在李钧简正式上折前的调研阶段,正在家养亲的万载籍进士辛从益“以交谊往,剀切指陈”,谓“旧规不复,万(载)不相安”,但李钧简“只允增额而不允分(额)”。

两江总督陈大文则持不同意见。在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七月的奏折中,他首先解释了土、棚划分的历史原因,即“江西棚民从前来自闽广等处,栖止荒山,搭棚垦种。迨滋生日众,恐结党为害,另设客都、客图、客保、客练稽查,由来已久,土著民人至今羞与为伍”。自从乾隆二十八年裁棚归土之后,“历年攻讦不休,案卷累累”。而投考的棚童,忽增忽减,来去不定。更为严重的是,嘉庆六、七两年,取进棚童五、七名,占去总额的一半,土童心有不甘。陈大文认为:“在棚民止愿合考,不愿分额,以便多占学额;在土民以棚籍人数无常,混乱占额,情实不甘。”所以他主张永远遵行雍正九年定例,复还棚额,土棚各考各额,则可相安无事。陈大文并提到在他会折具奏期间,副贡辛梅臣及该县生童李锦冈、吴道达等人,先后前来诉称,“呈请复还棚额,庶弊绝讼消”。而且,袁州知府与万载知县也称“万载棚民曾于康熙十二、三两年有朱益吾等两次入城滋事,焚杀土民甚多,嗣后世相仇忤,屡有控讦争斗之案,请分籍考试为便”。很可能陈大文受土著绅士及地方官员的影响,对土著的处境持同情态度。

同年八月,李钧简在他离任前的报告中补充了合考加额的意见及根据。他说,江西有棚籍的州县还很多,如义宁、萍乡、龙泉等州县亦闻风而动,有互控之案。如果万载县复分籍考试,恐怕会引起其他州县纷纷效仿。而且,万载棚民移入该县已有数十年至百多年,又有田产庐墓,符合考试的资格。同时,棚民“本系力农,身家原属清白,与闽广新附之客籍不同,与原不准考试之惰民、蛋户迥异”。土著平时歧视棚民,已多争讼,“考试为抡才公典,若因其累世私嫌,官为区别,将来藉端凌辱,启衅更大”。在调查过程中,李钧简又传集入京控诉的辛梅臣及土、棚籍绅士详加询问,结果他认为土棚为世仇,互不通婚之说并不可信。所以他仍旧坚持合考加额,并请裁去土棚名目,通用互结。

因两江总督陈大文与江西学政李钧简意见相左,九月,嘉庆帝以廷寄的方式谕令新任学政曹振镛和巡抚秦承恩继续审议此案。赴任途中,曹振镛见过回京供职的李钧简,并与他“论及此事”。曹倾向于前任的合考主张,在给嘉庆帝的奏折中,他婉转而谨慎地说到:“臣李钧简在任三载,经岁科两考,似属确有所见。臣初莅西江,情形未能深悉。”

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正月,秦承恩与曹振镛一边加紧清理万载棚民户口,以杜绝棚籍枪冒之弊;一边奏请加额合考。二月,万载举行县考时,童生们俱不肯赴考。秦、曹认为此举“系属候旨遵行,尚无不合”。四月,万载奉旨批准实行加额合考。正当他们检查棚民户口的时候,土籍童生龙元亨不等查完,以朝廷仍旧不分土棚学额,易滋枪冒为理由,再次赴京要求分考。八月,在查完万载棚籍户口之后,知县即于九月悬牌宣布县考,但土籍童生仍以“册造不实”为由不赴考;廪生也“多以远馆外出为名,匿不赴案保领”。曹、秦认为土籍是因为要求分考不如愿,遂以此举挟制朝廷,准备按照罢考罪严惩土著。但土籍童生坚持声称他们“并非敢于罢考,实因棚籍烟户册尚有影射冒混,将来必多占学额,是以未考”。鉴于这个理由,也可能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曹、秦建议暂时停止万载县县考,待复查棚民户口之后,如果土籍童生仍不赴考,则以罢考治罪;同时加紧查拿入京呈控的龙元亨及参与了这一行动的多名绅士。嘉庆帝批谕:“所办甚是”。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二月,新任江西巡抚温承惠与护抚先福继续调查万载童生拒考事件。在审讯过程中,龙元亨供称是本籍休致知县孙馨祖、生员鲍梦嵩、郭自强、卢钟麟、唐晖等在幕后主使阻考并藉机设局敛钱,而且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越级京控。故温承惠奏请将他们全部缉拿受审。先福又委任了前万载知县张保复查该县棚民户1:1册内影射冒混之户,细心剔除并另造确册。四月,曹振镛因“该邑绅士衿耆纷纷率领生童,环跪吁求允准考试”,故奏请恢复考试。六月,曹振镛到袁州府主持加额之后的考试。结果,土籍童生县额取进十二名,棚籍童生县额取进四名。因此,曹振镛认为“棚籍并未占土籍之额”,晓谕以后土籍不要再行攻讦,棚籍不得再有枪冒等弊。接到奏折后,嘉庆帝平静地朱批到“览,奏俱悉。”

土棚两籍再次合考,表面上相安无事,但暗中双方“视若仇敌,将有纠众械斗的事”。连进士辛从益也不得不挈眷暂住临近的上高县,以“避邑人之乱”。十月,新任江西巡抚金光悌与新任学政汪廷珍接手此案。辛从益利用他与巡抚金光悌的私人交谊,百般陈说,谓“土客一日不分,祸端一日不息。今虽勉强应命,厝火积薪,终必复燃。务乞缕析入告,预杜其衅,则造福甚大”。但金光悌“不能从”。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二月初三日,万载县开考时竟无一人投卷,罢考事件再次发生。署县周吉士禀明知府郑鹏程。郑鹏程遂在县内张贴告示再次招考,同时有些威哧的言语,致使居民更加疑惧,四处逃散,整个万载县一片慌乱。于是周吉士步行到万载各乡进行安抚工作。二月二十九日,该县乡耆数百人来县,“恳求合考分额”。罢考闹事的再三发生,表明土籍对政府的强烈不满。而知府郑鹏程认为这是孙馨祖在背后主使,于是加紧追捕孙馨祖等人。四月,巡抚金光悌将有私纵嫌疑的署县周吉士撤换,并于五月连上三折,称“廪生既不见面,童生又不赴考,决无转机”,奏请照例停考。至此,清朝政府明确将这次闹事定性为“罢考”,表明土棚的学额之争演变成了土著与国家的正面冲突。这次罢考迫使清廷再度关注万载县的情况,重新考虑土棚再度分额的可行性。

三、 纷争的了结: 土著的代价与土棚分额

罢考事件发生后,辛从益“不惜怨谤丛于一身”,继续通过私人关系在许可的范围内为桑梓力争最大利益;而他的门徒袁振藻则在“邑人相髑”之时,“独守师训,持正拂众论,不畏强御”。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五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抚金光悌、学政汪廷珍一同上奏,详细报告万载土棚学额纷争的历史原因和最新动态。在长达两千多字的奏折及附片当中,他们虽未提议解决方法,但委婉地表示同情土籍的处境。九月,金光悌奏报已经陆续辑获多名阻考案犯;与此同时,孙馨祖经过辗转到达京城投首以求伸冤,管理刑部事务的大学士董诰请旨交两江总督铁保或江西巡抚金光悌审办。为避免江西承审官员的互相庇护,“不足以折服其心”,嘉庆帝于十月十三日下旨改交两江总督铁保负责办理,务必“秉公研鞫”。十一月,铁保因为孙馨祖在审讯过程中坚决不承认是阻考主谋,于是奏请先将孙馨祖革职,以便质审。十二月十八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邓家燮上奏,认为万载棚民无冒占民籍学额之名而有暗占民籍学额之实,建议“照礼部原议广东新安、新宁等县客童、土童互争,另设客籍之例办理,庶可永杜争端”。当天,嘉庆帝即命军机大臣寄信铁保,谕令其会同江西巡抚、学政“务须秉公核办,不可稍有偏畸,以致定议之后,复又纷纷具控不已”。于是,铁保“确核情形,参之舆论”,与巡抚金光悌、学政汪廷珍达成了一致意见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奏请仍照雍正旧例土棚分额取进。不过,他认为孙馨祖等土籍绅士是因为要求分额不成而罢考,如果现在就批准分额,那么正好“遂其挟制之心,益以长刁民之志”。所以他建议等处理好罢考事件之后再开恩分额,这样就会让天下百姓知道:带头闹事者国家定严惩不贷,而受鼓惑欺骗之人仍可沐浴浩荡皇恩。嘉庆帝对此意见大加赞赏,在奏折上朱批“是”及“甚是”,并批谕:“阻考之罪必应治,治罪后再议未迟。”传统社会政治运作的某些微妙之处在此有所显露。

在嘉庆帝的最高指示下,两江总督铁保加速了此案的审理。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二月三十日,罢考案有了最后结果,参与罢考的土著绅士及办事不力的官吏受到了惩罚。带头闹事的孙馨祖、唐晖、刘斯浩、张鹤鸣及署县周吉土等被流放,鲍梦嵩、郭垣等被褫革,地保辛世忠、华封吉等被杖责,把总吴从贵被革职,其他人均免置议。至于土、棚的学额纷争,三月初二日,经大学士会同礼部商议后终有定案:土、棚两籍实行分额,土籍学额文、武科各十二名,棚籍学额文科四名,武科一名;裁去三单,土、棚一律用五童互结;棚童卷面注明“客籍”字样;棚籍自行保结;江西其他尚有棚民的州县不得援引此案。虽然直到年底,周吉士还在努力为自己申辩,但此时土棚已能相安,大局已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江西学政王宗诚在奏折中还特意提到了万载的情况。他说:“臣考试时访察情形,不特两籍悦服,且棚籍亦以各有定额,自相稽查,不令别县棚民冒考。弊绝风清,该处士民感戴皇仁,实无既极。嘉庆皇帝“欣慰览之”。尘埃从此落定。

此后,土、棚双方虽在考试方面仍有争讼,各自的学额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分额取进的政策一直维持到清末。发人深思的是,清朝政府重新实行土棚分额制度,这种对土著的妥协虽然缓和了国家与土著之间的紧张,但事实上承认了土棚的冲突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客观上加剧了二者的冲突。后来万载历次纂修县志的情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 讨论与思考

耗用如此篇幅来描述“万载学额纷争案”缘起一发展一了结的全过程,意在透过这样一场历时45年的纠纷,来展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棚民、土著与国家政权三者之问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笔者无意援引局部性的个案推断出涵盖全局的一般性结论,本文期望通过这一微观研究,能够使下列问题和讨论得以深化。

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学额纷争案中至少可以清理出三重关系:一是土著与棚民的关系;二是土著与清朝国家政权的关系;三是棚民与清朝国家政权的关系。

(一)土著与棚民

土著与棚民的关系是本案的初始关系和基本关系。在这层关系中,学额纷争案显示了这一时期万载土著与棚民的激烈矛盾及各自的策略。土棚双方均施展出最大能量以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此案的导火线是国家政策的变更。如前文所述,土著与棚民的矛盾虽由来已久且双方争夺激烈,但未酿成如此重大的事件。乾隆二十八年,中央政府裁去棚民学额,实行土棚合额。这一做法直接引发了此后长达45年的纷争。直至嘉庆十三年政府重行分额制度,土棚双方的争讼始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对于地方社会的变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

从学额纷争案中可以看到,土著从始至终都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棚民则处于勉强应付的境地。从背景的叙述中可以知道,清代中期万载县的大部分移民已经不是明末清初频频起事的棚民及其后裔。在学额纷争的过程中,土著使用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妖魔化”移民。其具体做法是:将移民整体“棚民化”,与以前的山寇、动乱、暴力等相联系,从而将其上升为对待王朝的政治问题,藉此将移民置于困境。受EmilyHonig对上海“苏北人”研究的启示,郑锐达的研究视棚民为一“族群”(Ethnc Group),指出“棚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袁州府土著与移民在竞争和矛盾中前者不断塑造的结果。棚民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实体”,其确切含义要放到地方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才能得到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此案既反映了土棚双方的严重冲突,也反映了二者的共同利益。不管是分额还是合额,学额的增加总是使万载县获取了更多的政治、教育资源。毫无疑问,这一点无论对土著或者棚民都非常有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土棚双方原本存在共同利益。有着共同利益的两个群体通过冲突的形式,进行了持久的对抗,最终赢得了各自的利益。

(二)土著与国家

在本案中,土著绅士与清朝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就清朝政府而言,政治稳定是首要任务,为此,任何破坏社会安定和动摇其政权基础的社会冲突都必须加以控制。本来,乾隆二十八年之后的土棚纠纷已令地方政府大为头痛,而嘉庆八年之后土著的京控和缠讼也使清朝中央政府颇费脑筋。在政府看来,嘉庆十年的加额“已属曲顺舆情”,这种变通已经是对土著作出了让步;但土著竟得寸进尺,“赴京仍请分额取进”,“又抗不赴县考”,这使清政府非常尴尬。如果说土著的京控和缠讼尚属“合法的反抗”,清政府还能忍受、不便发作的话,那么嘉庆十二年二月土著的第三次罢考闹事则把清政府推到了无法下台的窘境。原本属于土棚双方的学额纠纷之所以激化为土著与国家的对峙,是因为土著闹过了头,其行为已经越过了国家控制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将部分土著绅士加以“阻考”这一罪名进行惩治,以示天下。从此案中可以看到清代中期赣西一个小县的土著绅士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紧张。

另一方面,万载土著绅士在与清朝政府的博弈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与组织能力。在乾隆二十八年之后的合额政策明显不利于土著的情况下,土著在辛氏、郭氏等世家大族的带领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技术将自己的困境建构为清朝政府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这一切虽然使土著获得了加额的初步成功,但分额依然遥遥无期。经过四十年的实践,土著绅士清楚地知道关键在于制度而非仅在棚民,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解决,那么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因此嘉庆八年之后,土著绅士克服重重阻力毅然赴京呈控,要求清朝中央政府复立棚额,归还土著权利。京控从一次发展到多次,从个人行为发展到集体行动,这显示了土著的决心和顽强。在迟迟得不到满意结果的情况下,部分土著绅士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罢考示威,以此迫使清朝中央政府再次实施土棚分额制度。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每一次与棚民的诉讼,与地方政府的公开交涉,与官员的私下游说,以及径向清朝中央政府再三的呈控,都离不开一个有效的土著绅士集团的领导、策划、动员和组织。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土著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著的整体力量。

(三)棚民与国家

在本案中,棚民虽然是声音微弱的弱者,但也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前面说到,至清中期,万载棚民由于自身力量的增强,也由于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改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土著化,但遇到了来自土著而非国家的巨大阻力。棚民虽然不能给国家施加影响,但当乾隆二十八年国家的考试政策发生改变时,他们亦能调整策略,争取教育资源的方式有所改变,即重点从如何混入土籍转到控告万载县府私立“三单”。在棚民看来,万载县实行土、棚不同的保结方法,暴露了他们的身分,对其不利。唯有废除“三单”,才能使棚民与土著平等地参加考试。地方政府偏袒土著的做法,几乎贯穿学额纷争案的全过程,所以棚民对此相当不满,而有向上级控告之举。

相比之下,中央政府则一视同仁,并无歧视棚民的本意,官员们也大多持中立态度。不过,清政府在最后还是牺牲了棚民的部分利益。两害从轻,与其继续分额而可能导致土著及其背后的官员集团的更大抵制,“酿成大案”,不如重分学额以顺应舆情,“杜绝讼端”。如果说雍正时期的土棚分额在当时给予了棚民发展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嘉庆年间的重分学额则在此时扼制了棚民进一步发展的势头。清朝中央政府在处理这场学额纠纷时的表现,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阶层、群体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和国体尊严。当某一阶层、群体的行为冲击和危及其统治秩序时,不论它是棚民还是土著,清朝政府都会加以控制。当清初棚民频频起事,卷入动乱时,清朝官方与土著联合对棚民实行了军事镇压,以稳定社会秩序。同样,当土著不满政府的合额政策,屡屡越级京控和罢考闹事时,清朝政府亦会进行惩处,以维护国家形象,“而于政体无乖”。

此案所展示的棚民、土著与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复杂面相,引发我们对清代中期政府调控能力的再思考。本文中的个案虽然不能反映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全国控制的全貌,但它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在此案中,基层社会力量如土著绅士,表现出了极大的能量,而棚籍绅士亦不甘示弱,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有增强的趋势。地方政府虽有心平息土棚两方的矛盾,反而两不讨好。土著绅士频频越级京控,棚籍绅士也再三控告当地政府,这种不满表明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威和利益的代理人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其控制能力已呈衰弱之势。基层社会力量对地方政府已失去了足够的信任和耐心,从而有必要自己采取行动(如京控、罢考)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在中央政府的介入下,这场纠纷才算了结。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似乎已丧失了康乾时期的主动、活力和高效,在繁杂事务中显得力不从心,步履维艰。但无论如何,清朝中央政府最终摆平和理顺了双方的利益和关系,国家权威的损失也从土著所付出的代价中得到弥补。无疑,此时清朝中央政府尚有余力处理社会冲突和协调社会不同利益。另一方面,地方绅士采取赴京控告,甚至是情非得已的罢考,表明他们依然认同国家权威,且欲寻求其保护。因为此时的地方绅士大抵按传统思想和取士标准铸就,其利益与思想从根本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不肯分额是因为“舆情不能上达”,是因为地方官员、中间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让中央政府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土著这些“合法的、有限的反抗”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统治的基础,皇权并未受到体制内的有力挑战。相反,毋宁说这次土棚之间的纠纷及后来土著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换句话说,“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冲突发生,它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而把灾难性的危险增加到极限”。在此案中,尽管部分绅士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惩罚,但毕竟绅士集团的整体利益得到了维护。清朝中央政府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增强了国家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咸、同年间在遭遇太平军之时,万载土、客两籍在清朝政府的动员下,“莫不同仇敌忾,与乡之人协力捍卫”。这恐怕已不止是万载一县的情形吧?在这个意义上说,步人19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还在政府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仍然维持着均衡、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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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宁玉梅

责任编辑:何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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