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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易收领大家重新认识不良贷款

近期,关于不良贷款的消息甚嚣尘上。日前,银监会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不仅放宽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每省一家”的名额限制,而且戴在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头上的“不良资产不得对外转让”的紧箍终于摘除。这种转变,表面上反映了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急剧扩容,实际上则与不良资产的迅速累积密不可分。惠誉评级表示,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可能在中期内进一步上升,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将继续增加其不良资产管理业务,比如,信达的资产自2012年底起扩张了近三倍。而据标准普尔测算,如果公司债务的增长没有放缓,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信贷比率到2020年可能增加至17%。如果以上事实成立,这意味着,已经走过10多年商业化历程的中国银行业似乎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技术上破产”的原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经过多轮注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及上市的商业银行,在市场化程度已经今非昔比的当下,仍然难以获得持续健康发展,而需要资产管理公司的援手?

一些悖论

关于不良贷款的成因,业界通常从银行风控体系不完善、审贷中存在渎职和腐败现象,以及经济下行导致还款能力下降等角度寻找答案。然而,银行体系存在的一些与常识不符的悖论,使得从以上标准银行经营理论中寻找的答案似乎不那么可靠。

最早的悖论是西方媒体关于国有银行“技术上破产”论。据数据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达1002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三十年来,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峰值是2008至2009年的7.4%。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无一破产,而美国银行业却深陷破产危机。显然,仅从“技术上”是难以解释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国有银行在注资、不良资产剥离以及股份制改造后,不良贷款率仍然居高不下。在银行业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受此号召,一系列旨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措施接连出台: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剥离国有商业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2004年1月,国务院公布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中行、建行补充资本金,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决定;2005年4月,又批准150亿美元外汇储备为工行注资并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方案;2008年10月,国务院再次通过为农行注资19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施股份制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明显从根本上改变不良贷款的状况。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2000年22.4%、2001年29.8%、2002年26%、2003年20.4%,2004年、2005年因中行、建行、工行上市,不良率有所下降,分别为12.8%、9.8%,到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7.5%。虽然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对降低不良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与同期已上市的股份制银行相比,这些上市的国有银行不良率仍要高出不少:从2004年至2007年,国有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5.6%、10.5%、9.2%、8.1%,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则分别为5.0%、4.2%、2.8%、2.2%,外资银行不良率比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要更低,2005年至2007年分别为1.1%、0.8%、0.5%。可见,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良贷款率,但并不能作为影响不良贷款率的全部因素。使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特别是使国有银行不良率明显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一定还存在更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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