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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两个犹太人抵不上一个温州人?

东方时政观察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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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谈到温州,频率最高的词恐怕是:温州炒房团。但是回首往事,温州给当代中国留下的远不止“炒房团”那么简单。

文/沈凌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2013年)

“说到赚钱,两个法国人抵不上一个犹太人;我看两个犹太人也抵不上一个温州人。”这是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台词,我把原台词中的“阿雨”改成了“温州人”。

现在大家谈到温州,频率最高的词恐怕是:温州炒房团。但是回首往事,温州给当代中国留下的远不止“炒房团”那么简单。

新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其实是在温州开展的。永嘉县书记李云和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他也是第一个因包产到户被撤职的官员。令人吃惊的是,和现在某些地方的“前腐后继”类似,温州包产到户的“冲动”一点没有因为李云和的倒台而偃旗息鼓。从1956年到1976年,温州曾几次试图偷吃这个“禁果”,当然都没什么好下场。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温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能够一马当先,而且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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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法度是不断演变的。或许今天的违法乱纪到了明天就成了遵纪守法。这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冒违法的成本,去博取高额的回报。他们或许并不一定抱着推动社会制度变革这样的崇高理想,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和努力,社会才慢慢容忍进而认同一些新的做法和观念,最后推动制度的变革。这些弄潮儿或许倒在了法度变革的前夜,或许品尝了制度变革的“头口水”,成功和失败均在一念之间。但是我想,最好还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只需对其优劣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温州人为什么会成功?《温州一家人》里面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第一,银花为了记下最流行的纽扣设计式样,在巴黎街头频频骚扰别人,并且不顾版权问题,用相机拍摄或用笔临摹高档时装的纽扣。虽然电视剧里展现的更多的是她的执著和坚韧,但是反过来讲,依据现代人的说法,温州产品早期的创意大都来自于抄袭国外流行款式,应该不冤枉。

这里应该把温州人灵敏地捕捉市场信息和不顾一切抄袭别人相区别开来,并不能因为温州人今天的成就,就肯定他们罔顾法度的早期积累;也不能说为了追究“原罪”,而否定他们的勤勉坚韧和对市场的嗅觉天赋。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阿雨为了在马赛开餐馆,朋友们开晨会为她募资。这就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市场。没有这样的民间借贷,阿雨想靠自己打工积累初始资金,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中小企业缺少抵押品,没有抵押品,银行批准贷款所面临的风险就很大,企业贷不到款,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成功不了,就还是没有抵押品。依旧是所谓的“贫困性陷阱”。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遭遇日本的挑战,几乎全社会都在质问:美国的未来在哪里?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引领了新一轮技术创新,把日本远远甩在了后面。乔布斯、比尔·盖茨等创新型企业家群星闪耀。其实想一想,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初出茅庐就能够迅速扩张,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建立起一个个工业帝国?除了他们的创意,背后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持?而资本市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能够支持一大批这样的创业者呢?是因为这个时候金融市场创造了一种新的私募融资方式:创投。这种创投资金不需要抵押品,所以解决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关键问题。这种方式如何能够在缺乏抵押品的情况下,保证贷款人还款呢?这是美国高度健全的法制环境决定的。反观日本,整个金融市场专注于集中资金支持大财团的扩张和生产,没有像美国一样的灵活多变的金融市场创新,所以支持不了技术革命。

而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二元结构”。国家正规的金融机构几乎垄断了银行准入,贷款主要面向国有经济;民间借贷依靠家族同乡等信用关系建立起非抵押性的借贷关系,从而帮助私人企业。从这一点讲,我们的正规金融市场走的是日本的路子,而温州的民间借贷类似于美国的私募和创投。

中国的经济增长走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很多人都在讲经济转型,但是具体转向何处?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企业家都是理性的,究竟是不是应该投资某个行业,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人比企业家更聪明,知道那些连他们都不知道的商机。如果你真的知道,与其坐而论道,为什么不自己去实践,当一回企业家呢?回到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其实美国政府也好,或者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好,都不知道其后的20年美国会以互联网产业作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个产业决策不可能是场外人士给出的。对于政府,真正能够做的是关注和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

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法制建设,开放行业准入,那么就能加强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我们能够加强行业监管,保护知识产权,严惩假冒伪劣,那么就会培育市场信誉,减少交易成本。

《温州一家人》,讲的是一个中国式的美国梦。这种美梦最终能不能成真,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温州一家人”。

摘自《经济学家有点烦》。东方出版社。

沈凌

70后出生,80后成长,90后下海,00后出洋。2006年获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学术兴趣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演变,以及收入分配和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关系。

主要学术论文发表在EconomicTheory,Economics ofTransition和《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非学术杂文见诸《证券时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家茶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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