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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舞蹈民族志与舞蹈人类学

人类学之滇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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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民族志与舞蹈人类学

艾德丽安·L. 凯普勒( 文) 李修建( 译)

【内容提要】本文以人类学家、舞蹈民族学家以及本土学者所做的舞蹈研究为对象,关注了他们如何展开研究以及如何演进与变迁,分析了欧美不同国家的学术传统及其主要关注点。本文指出,在阅读舞蹈研究论著时,必须考察其中的文化差异和学术差异。本文认为,为了打开学术视野,在社会文化总体语境中考察舞蹈,田野调查不仅值得提倡,更是大为必要。

【关键词】舞蹈民族志; 舞蹈人类学; 田野调查; 学术差异

就其社会性与历史性而言,编舞、舞者和舞蹈观众,都是基于社会文化传统和审美体系发生作用的个人。研究舞蹈并书写舞蹈的那些人——舞蹈史家、舞蹈民族学家、舞蹈人类学家,同样如此。本文聚焦于人类学家、舞蹈民族学家以及本土学者所做的舞蹈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是如何呈现,又是如何演进与变迁的。

尽管西方舞蹈及其音乐无远弗届,遍传诸方,侵蚀了哪怕是最为偏远的表演艺术。不过,大多数民族的本土舞蹈传统仍然生机勃勃,并对西方舞蹈产生着持续影响。对非西方舞蹈的研究通常都是由人类学家或舞蹈民族学家进行的,他们需要掌握当地背景知识,欣赏并理解更大的文化组织中的舞蹈以及其他结构性运动体系。还有大量由本土学者所做的舞蹈研究,他们既把自身文化中的舞蹈传统作为分析对象,也关注包括芭蕾和现代舞在内的其他文化中的舞蹈传统。这些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即他们都认为舞蹈并非表里澄澈,外行可以一望即知的,相反,舞蹈应被视为总体生活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多数西方舞蹈不同,非西方世界的众多舞蹈并不单纯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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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舞蹈研究趋势表明,对于“西方舞蹈”和“非西方舞蹈”的二元划分是错误的,关注舞蹈研究者以及他们的观点或许更为合适。有的学者以人类学的眼光考察“我们自身”,有的学者则从舞蹈史的视野探究“他者”。举例言之,苏珊·福斯特(SusanFoster) 的舞蹈史著作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而辛西娅·诺瓦克( Cynthia Novak) 的人类学研究则从舞蹈史中获取材料。玛格利特·德拉瓦尔( Margaret Drewal) 的表演研究则双管齐下——受惠于她对非洲舞蹈以及火箭女郎舞蹈团( the Rockettes) 的研究。乔安·克利伊诺莫库( Joann Keali’inohomoku) 将霍皮舞蹈和芭蕾皆视为民族舞蹈加以研究,而芭蕾舞蹈家安雅·罗伊斯( AnyaRoyce) ,写了一本舞蹈人类学概论。我对于波利尼西亚舞蹈的研究,同样融合了多个学科,比如,在对波利尼西亚传统与百老汇音乐剧《猫》进行比较时,提出了在表演中如何传达并把握诗歌与动作风格的问题,我强调,为了理解特定的表演,有必要掌握总体的文化。

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都会同意,有必要考察个体是如何参与舞蹈研究,并解读他们的所见所闻。舞蹈是一种“通用语言”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它常与另一种看法密切相关,即认为“外来人”无须知道异文化的动作语言,就能理解他人的身体动作。此外,不少舞者和学者认为芭蕾和现代舞是通用的动作语言,可以( 已经) 被“普遍”采用。我们能从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学者的舞蹈研究方式中学到什么?

一、作为一种结构化动作体系的舞蹈

人类身体在特定的时空中的创造性活动,时常被称为“舞蹈”,不过这一单词本身包含了一种先入之见,掩盖了对人类的行为和互动的动作维度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舞蹈是一种多面的现象,除了包括我们所见所闻,还包括“看不见的”潜在体系,生产这一体系与产品的过程,以及社会政治语境。在许多社会,传统上并不存在与西方概念相提并论的范畴,“舞蹈”( dance) 这一单词已被许多语言所采用。从人类学角度所做动作分析涵盖了所有的动作体系,诸如宗教和世俗仪式、典礼、娱乐、武术、手语、运动以及游艺。这些体系的共通之处是,

它们产生于在具体时空中操控( 比如,以某种技巧)人类身体的创造性过程。有些结构化动作可以通过与“音乐”( “结构化声音”的一种独特的明显或复杂类型) 和文本的有机关联,从而更加显著或复杂化。

依据当地人的眼光( 甚或询问是否存在“舞蹈”和“非舞蹈”的观念) 分离出被视为“舞蹈”和“非舞蹈”的动作体系,进而加以分析,这种方式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实施。多数研究者只是将“舞蹈”这一术语运用到所有跟音乐有关的身体动作中,不过应该记住,“舞蹈”只是一个西方术语和概念( “音乐”同样如此) 。

结构化动作体系是一套知识体系——是行为与互动及其相关过程的产物——通常是更大的行动或行动体系的一部分。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建构,是由一个群体创造、获知和认同的,并且保存在记忆之中。尽管变动不居,动作体系却具有结构化的内容,它们可以是社会关系的视觉化呈现,是复杂的审美体系的主题,或可有助于理解文化价值和深层的社会结构。理想的动作研究应该分析特定时空中的所有人类身体活动,以及一个特定的族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基于他们的审美观而创造这些动作的社会过程,还有他们投入动觉形式和视觉形式中的各种群体的或单独的动作和行为的组成部分。本土范畴能够最好地说明什么样的动作体系( 如果有的话) 符合这些或其他特性,以及它们应该如何进行分类。以当地人的眼光发现结构化动作体系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创造过程、动作理论和动作哲学,此举殊为不易,不过这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二、人类学/民族学舞蹈研究及其根基

在阅读舞蹈研究论著时,必须考察其中的文化差异和学术差异。欧洲传统主要源自比较音乐学和比较民俗学,美国的研究主要受惠于博厄斯的人类学观,而另一些国家的研究传统则根源于历史性的文字报道、口头传统以及殖民遭遇。近年来,得益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Traditional Music) 的民族舞蹈学研究小组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学者们对这些不同的视角有了更多了解,并且相互学习与借鉴。

欧洲的舞蹈研究经常采用比较的方法,以获得分类、地方或区域风格、历史分层和跨文化影响,与当时音乐民俗学者的研究目标相似。还有一些东欧学者,在国际民间音乐学会(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 即现在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ICTM) 的赞助下,关注舞蹈的结构,他们在1974 年发表了研究纲要。结构分析仍然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民族舞蹈学小组的工作之一。近来的一些著作,如安卡·古彻斯库( AncaGiurchescu) 和苏尼·布罗兰德( SunniBloland) 的《罗马传统舞蹈: 一种语境性和结构性方法》(RomanianTraditional Dance: A Contextual and Structural Approach) ( 1995) ,李斯伯特·特普( Lisbet Torp) 的《链形和圆形舞蹈模式: 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在欧洲材料中的应用》( Chain and Round Dance

Patterns: A Method for Structural Analysisand Its Application to European Material) ( 1990) 等著作,就吸收了结构分析的传统。

英国的研究传统派生于民俗学( 如布克兰德[Buckland]对莫里斯舞的研究) 和社会人类学。几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发表了对舞蹈的研究成果,收于波尔·斯宾塞( PaulSpencer) 主编的《社会与舞蹈: 过程与表演的社会人类学》( Society and the Dance: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Process andPerformance)( 1985) 。

美国的舞蹈研究者( 通常称为“舞蹈民族学家”或“研究人类动作的人类学家”) 持续追问这一领域是由什么构成的: 舞蹈研究应该主要关注动作,还是应该秉持更为人类学的观念,涵盖结构化运动的过程、事件、民族美学以及文化结构? 与欧洲舞蹈研究者不同,美国学者时常以异文化的动作传统为对象,他们的研究往往更为分散,对于动作内容缺乏细节追讨。

格 特鲁德·库拉斯( GertrudeKurath) 提出,舞蹈民族志研究是“获知舞蹈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的一种路径和方法,换句话,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1]250。库拉斯被威廉·芬顿( William Fenton ) 和富兰克·斯派克( Frank Speck) 拉进了对美洲印第安舞蹈的研究之中,后者此前已进行过民族志考察。他们认识到动作或“舞蹈”是印第安人仪式活动的重要部分,于是就想找一个人,能对那些动作进行描述、分析并弄清其意义。他们已经做好了“语境”,库拉斯的任务是帮助二人聚合搜集到的经验性数据,包括对舞蹈画面的描述,对身体动作的概述,以及呈现于舞蹈模式中的文化符号的报告。

库拉斯是美国经验主义的、以作品为导向的研究先驱,不过她的同事都在欧洲。其中包括卡特·萨克斯( Curt Sachs) ,她称之为“亲切的巫师”,还有一些在自身文化传统之内从事研究的民俗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他们关注系统化、分类和传播等问题。她对比较研究亦有兴趣,时常借鉴欧洲民间舞蹈的传统,如达尼卡( Danica) 和鲁比卡·兰克维科( Ljubica Jankovic ) 对南斯拉夫的研究。不过,库拉斯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具体的舞蹈场景的描述,对服装、乐器、舞蹈画面、姿势、手势、步伐有详细说明,再加上一些分析、比较和语境。

弗朗兹·博厄斯是美国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出自德国的科学传统,他却拒绝故国的许多观念,关注文化的变异性,反对将艺术或舞蹈视为通用的语言,从而为从文化相对论的语境中考察舞蹈奠定了基础。博厄斯的女儿弗朗兹斯卡( Franziska) 是个舞蹈家,博厄斯本人写过数篇关于西北海岸印第安舞蹈的文章。这一博厄斯传统的学术传承,以博厄斯为肇始,经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 和梅里亚姆(Merriam) ,到乔安·克利伊诺莫库和安雅·罗伊斯( Anya Royce) 。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界,自20 世纪50 年代直至其去世,梅里亚姆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他的学生全盘接受了博厄斯的观念,主张必须在其所属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对舞蹈和音乐加以研究。博厄斯和赫斯科维茨对文化相对论的强调,在美国广为传播,并被20 世纪60 年代民族学的倡导者加以阐发。这些思想融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念,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们与生活的关系,搞清楚他们对其世界的看法”[2]25,以及肯尼斯·派克( Kenneth Pike) 的宣言,即我们应该“努力去发现并描述特定的语言模式或文化模式,在其中,各种文化元素彼此关联,在特定的模式中发挥着作用”[3]8。派克提出了“主位/客位”的区分,自此成为众多美国人类学/民族学舞蹈研究者的理论基础。此外,源自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关于能力( competence) 和表演( performance) 的观念,至今仍盛行于世。

主位/客位之别,出于“对比分析”,被视为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结构主义。人们分析动作和舞蹈,以发现潜在的体系。当然,体系是不能观察到的,但必然源于特定的动作世界的社会与文化建构。动作存在于记忆之中,作为情景、影像和体系被重新唤醒,在表演中,动作被用来创造能够产生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作品。这一分析包括把动作拆解为文化上可以认知的片段,并学习依照体系构建作品的规则。这种分析方法主要被人类学家所采用,如凯普勒( Kaeppler) 对汤加舞蹈结构的研究; 伊莱娜·路特拉奇( Irene Loutzaki) 对来自北部色雷斯、目前定居希腊的希腊难民舞蹈风格的研究; 富兰克·霍尔( FrankHall) 对美国木屐舞即兴创作的研究。德里德·威廉姆斯(Drid Williams) 与英国人类学家合作研究,在方法论上借鉴了乔姆斯基、索绪尔和符号学和语义学的概念,涉及身体语言的语义学,重点关注其意义。布伦达·法内尔( Brenda Farnell ) 在对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符号语言”的研究中,拉吉卡·普里( Rajika Puri ) 在考察印度舞蹈中的手印( hasta mudra) 作为印度社会的一种表达方式所具有的地位时,都用到了符号学的方法。

朱迪斯·林恩·汉娜( Judith Lynne Hanna) 主要关注性别、交流和情感等话题,她考察了舞蹈的生物心理学基础,以及人类舞蹈与其他动物的所谓“舞蹈”之区别何在。克里斯汀·罗肯- 吉姆( ChristineLoken - Kim) 通过调查舞蹈中的情感表现,以及朝鲜人在评价女性的舞和用第一人称叙述朝鲜女性的生活时所使用的情感术语,探讨了朝鲜女性性别的社会建构。路易斯·易卜生·艾尔·法鲁奇( Lois IbsenAl Faruqi) 在中东各地从事研究,她描述了当地的审美原则,考察了这些原则在各种文化形式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如何应用于人类动作之中的。她提到,尽管舞蹈在当地不被看成一种艺术,不过,人类动作和诸如建筑等其他伊斯兰视觉艺术一样,显示了同样的审美评价观念。

动作研究的人类学色彩,体现于对体系,对目的、意义和文化评价的重要性的关注。人类学家对如下话题怀有兴趣,如社会建构出的动作体系,产生这些体系的活动,它们如何判定以及由谁判定,以及它们怎样帮助理解社会。一些人类学家并不纠结于具体的动作,而是重点关注语境和意义。还有一些人类学家着眼于动作所嵌入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体系,考察细节与动作本身。法内尔对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符号语言的研究,集中于标记着传统的动作,所讲述的故事,及其传达出的文化——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阅读她的著作或一张光盘( 这张光盘还用于拉班舞谱基本知识的教学) 获知。凯普勒关于夏威夷草裙舞的专著,关注的是一种现代夏威夷舞蹈,它是以仪式性的非基督教舞蹈为基础形成的,其潜在主题是传统如何调整与妥协,以适应现代社会。苏珊·里德(Susan Reed) 的研究探讨的是斯里兰卡舞蹈的重要政治意义。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武术、图像、旅游与城市多元文化等。约而言之,人类学家的旨趣不仅仅是在文化语境中理解舞蹈,而且还要通过分析动作体系理解社会。

不同于人类学界对舞蹈的研究,舞蹈民族学家通常更关注舞蹈的内容,其对文化语境的研究意在阐明舞蹈。例如,对爪哇贝达雅宫廷语境的研究是为了理解舞蹈( 而不是研究贝达雅以理解爪哇宫廷) 。爱兰歌娜·富勒·斯奈德( AllegraFuller Snyder) 关于雅基族复活节仪式的论著,探讨的是其中出现舞蹈的一些事件,以及基督时代和基督以前的一些运动的交汇。此外,她对舞蹈符号的跨文化强调具有重要的民族学指向,她还探讨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埃尔希·杜宁(Elsie Dunin) 对巴尔干半岛舞蹈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他在巴尔干、加利福尼亚和智利开展调查,集中于动作和编舞,以及它们在其发源地如何历经时光流逝,保持原貌或发生改变,以及何时进行迁移流播,增加了它们发生时的事件,关注到了族群和族群认同。朱迪·凡·齐莱( Judy VanZile) 提出了移民舞蹈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苯教舞蹈从日本到夏威夷的迁移。凡·齐莱还对朝鲜舞蹈动作的历史层面进行了分析,并对拉班舞谱及其在非西方动作体系中的应用做了深入探讨。科林·奎格利( Colin Quigley) 在对纽芬兰传统舞蹈以及北美踢踏舞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舞蹈文化表达着认同——特色鲜明的传统在与异文化的接触中,如何与为何会保持原样或发生变迁。在舞蹈民族学中,族群认同、少数群体身份、性别、身体观、自我以及个性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这些研究中,族群舞蹈的社会关系时常作为背景,而舞蹈本身及其历时性变迁成了前景。

除了欧美学界,其他国家(地区)的舞蹈研究者对自己以及他者的舞蹈做了大量研究,下面仅仅略举数例。1962 年以后,舞蹈成为加纳大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不少非洲学者有相关成果面世。在香港演艺学院,芭蕾舞、现代舞和中国舞的课程三足鼎立。日本学者大谷纪美子( Kimiko Ohtani) 考察了日本冲绳、夏威夷和印度三地的舞蹈。朝鲜学者研究了他们自己的舞蹈及其萨满、佛教、芭蕾和现代舞的基础。卡毕拉·瓦兹雅扬( Kapila Vatsyayan) 对印度舞蹈和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莫霍克印地安人妮娜·德·肖恩( Nina deShane) 分析了舞蹈对于民族认同的政治重要性。阿尔祖·奥兹托克曼( Arzu Ozturkman) 研究了她的故乡土耳其的舞蹈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印尼学者对于本土舞蹈传统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对马来西亚舞蹈、夏威夷舞蹈、库克岛舞蹈以及探戈等进行了研究,还有众多难以计数的研究表明,我们只是刚刚意识到舞蹈作为艺术以及全球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标识,所具有的重要政治价值和民族价值。

三、新世纪的舞蹈研究

最后,我想指出两类研究,我相信它们会在21世纪占有一席之地——民族理论和意义。

( 一) 理论和民族理论研究

在研究人类动作体系时,重要的是要从产生此一动作的社会的角度来研究动作理论和动作哲学。运用西方舞蹈理论去分析非西方舞蹈难免方凿圆枘,研究者必须努力发掘本土的动作理论。某种结构化动作体系是如何产生的? 它们能纳入某些类型吗? 舞蹈是由谁以及怎样创作的? 动作和姿势是如何( 不能) 结合在一起的? 它们在演述之时,有没有专有的动作词汇和语法? 有没有关于表现力( energy) 的观念,它是如何通过视觉呈现出来的?在动作的层面上,舞蹈能否从仪式中分离出来? 在更基础的层面上,某一文化是否存在这种观念?

( 二) 动作和意义

或许最为困难的是分析具体动作的意义以及作为整体的动作体系的意义。意义总是和交流有关,展现出自我与他者以及众人的关系。源自乔姆斯基的两个概念——能力和表演以及出自索绪尔的两个概念——语言和言语,常被有效地用于研究之中。对特定的舞蹈传统的“能力”或知识,与掌握口头语言的能力,有着同样的方式。能力涉及对特定的舞蹈传统所具有的共同规则的学习,这与索绪尔模式中对语言的学习是一样的。能力使得观众能够理解他/她之前从未看过的符合语法规则的动作场景。“表演”指的是对一个动作场景的真实展现,即索绪尔所说的言语,表演者需要具备相当的能力和技巧,观众必须具有交流的能力,以便理解动作信息。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获取资料的途径多种多样,十分广阔,不过其研究的基础是田野调查。特里萨·巴克兰德( Theresa Buckland) 主编的《田野中的舞蹈: 舞蹈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与问题》( Dance in the Field:Theory、Methods and Issues in Dance Ethnography) ( 1999)让我们明了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人类学/民族学/本土的田野工作者进行数据分析以及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各不相同,不过所有这些研究者都让我们关注到了动作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性别、身体、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及传统的顺应之间的关系,将民族志的视野放到了所有社会。为了打开上述广阔视野,为了将动作作为总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田野调查不仅值得提倡,更是大为必要。

【参考文献】

[1] GERTRUDE K. “Panorama of DanceEth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J]. 1960. 1 /3: 233 - 254.

[2] BRONISLAW M.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Pacific[M].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1922.

[3] KENNETH P.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s of Human Behavior. Glendale,California: SummerInstitute of Linguistics,1954.

(原文参见Dance ResearchJournal,Vol. 32,No. 1. ( Summer,2000) ,pp. 116 - 125. 参考文献有所删节。)

✎作者简介:艾德丽安·L.凯普勒(Adrienne L. Kaeppler) ,美国人类学家,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曾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主席,主要研究汤加舞蹈以及舞蹈人类学理论。李修建,男,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理论。

©原文来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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