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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巴苏: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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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公众号:比较

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印度人,曾任印度前总理辛格的首席经济顾问,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参与了印度经济新一轮加速增长的政策制定,任期结束后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中文版新作《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于近期出版,获得各界好评。在政策制定的真实世界里,巴苏先生拥有有别于政府官员或研究者的独特视角,探讨如何将经济学理论化为宏观和微观领域的现实政策。

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就政策制定、经济学家献策及全球宏观政策等问题与巴苏教授进行了交流。他指出,“政治家们总是愿意做受欢迎的短期决策,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取决于受欢迎程度。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让这种受欢迎程度与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致。” 下文根据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经巴苏教授审阅并授权发表,获得《比较》杂志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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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晋

问: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政治家们做出正确的而不仅仅是受欢迎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的决策?

答:政治家们总是愿意做受欢迎的短期决策,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取决于受欢迎程度。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让这种受欢迎程度与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为了上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一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般的投票选举制度容易鼓励政治家的短视行为,他们想做些两三年内见效的事情,因为当下次投票的时候,政治家们希望当选。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改变激励机制的大思路,使政治家们考虑长远问题。

有两种解决思路。第一,即使政治家个人考虑短期利益,其所在的政党也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因为政党的存续时间要远远超过个人。因此,如果把政党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那么政策就会具有长期导向。第二,我们可以通过媒体多做宣传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如果普通民众更加关注长远利益,这将激励政治家们也这么做。所以经济学家和媒体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让普通老百姓更加关注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问: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中,您提到思想观念的强大,很多官员顽固地坚守一些陈腐过时的思想观念。那么,当我们面临反对改革的阻力之时,哪一种阻力更难克服:基于利益的反对还是基于思想观念的反对?

答:我书中提到思想观念的强大,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曾经从一位教授和研究者转变为印度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人们总是说要改变政策很难,因为有利益和游说团体。这种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在印度政府工作了一两年后,我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家和官员所持有的思维定式比所谓的利益更重要。当人们陷入某种思维定式之后,要做出改变很难。凯恩斯在他那本名著的最后一章就是这么写的:从长期来看,思想观念比利益更重要。

我在印度政府工作三年之后,实际上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当你向一群官员提出一个好的建议时,有些官员会代表利益集团而反对,但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那些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官员。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这样,货币政策应该那样,税收政策只能怎样。正是这些顽固的思想观念成为变革的最大阻力。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建学校,让他们可以吸收新鲜的思想观念。我记得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这样做很好。我在印度政府工作期间,曾经到中国厦门访问,在一次讨论中我听说中国有这样为官员而建的学校。办好这样的学校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问:您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制定政策更容易还是更难了?例如,基于大数据,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因此可以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果的政策。另一方面,更多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可以更好地运转,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答: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海量数据的收集确实是一个优势,它能使你掌控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信息。不仅对政策制定有好处,对企业而言,这些信息也带来巨大优势。但我们必须牢记一件事:如此大的力量,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从科技中获取的力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通过某种方式扩散信息可能对人们有害。幸运的是,技术可以用来赋予人们做出更好决策的力量。我举个例子。过去,某种产品的价格在村子和村子之间可能是不同的,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你所卖的低价产品在另一个村子里价格更高。现在,有了信息技术,村子里的农民通过看手机就能知道其他村子的价格不一样,于是,他们可以尽快把产品卖到那里去。就此而言,技术确实让市场更加有效,也让市场更强大,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发展,因为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而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政府因矫正信息不对称而进行大力干预的必要性。

问:您认为政策制定者真的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吗?还是他们仅仅希望自己的想法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证实?您能否给出一个您的建议确实影响了政策的例子,或是在印度政府担任顾问的时候,或是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

答:不仅仅是政治家,所有人的天性,都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观念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证实,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学到。尽管我认为多数政治家希望经济学家认可自己的想法,但我在印度政府的经历告诉我,反复灌输一些重要的理念,向政治家们进行展示,在公开场合予以讨论,从长期来看,会带来改变。你要我举一个例子,我可以给你两个。

我担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时候,印度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差不多每年有10%,食品的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20%,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我刚刚上任一两个星期,印度总理就让我参加一个有关控制通货膨胀的会议。控制通胀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但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针对食品通胀的。那时候印度有一项政策是把政府库存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上来控制食品价格。具体的做法是将每一千吨粮食进行拍卖,价高者得。这样的话,七八千吨的粮食就会被七八个粮商买走,然后他们再卖给普通消费者。

我在会上提出,过去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七八个粮商组成的寡头垄断,而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中知道这并不能足够有效地降低粮价。我建议,应该把同样多的粮食卖给七八十家粮商,而不是仅仅是七八家。换句话说,政府应该一百吨一卖,而不是一千吨一卖。有这么多的粮商来竞争,价格会大幅下降。这个建议一开始遇到一些反对,但最终印度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我认为这对降低食品通货膨胀率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一个关于反腐败的建议在短期内尚未看到效果,但我希望最终会获得成功。根据印度法律,在一个贿赂案中,行贿和受贿者同罪。对我来说,看到印度的贿赂案中,行贿者从来都不承认贿赂的事实毫不奇怪。这很容易理解。在印度,行贿发生之后,行贿者与受贿者的利益就完全一致了,因为如果被发现,两者都要受处罚或蹲监狱。

因此,我建议印度应该修订法律,使某些贿赂行为中,普通老百姓行贿无罪。这样老百姓就不怕承认自己行贿,而受贿的官员们就会紧张。我一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反对意见很大。许多政治家批评我,认为我的观点不道德,因此这一建议未得到采纳。但现在,有些人开始接受了。一些印度甚至是国外的媒体,如《经济学人》杂志,积极地评价了我的这一建议。我希望法律最终会得到修订。

因此,建议并不总是会产生效果。但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向政治家们展示我们的意见,而且要持续不断地这样做,无论是在印度、中国,还是美国。

问:您认为经济学家能否在没有任何过往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从研究机构的学者直接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如担任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

答:我的经历告诉我,从学术研究转向重要岗位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容易。记得我当时正在度假,突然接到印度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尽管面临挑战,但总体而言这次转变也大有好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看问题的角度是全新的,会注意到那些有经验的官员可能忽略的问题。我会质疑那些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政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食品价格的例子。

我认为政府应该给局外人更多的空间进入政府短期工作。对某些岗位来说,如央行的首席顾问,技术上的要求非常高,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前沿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可能比有20年实践工作经验但缺乏新理念的官员更有优势。当然,官员的经验和局外人带来的新理念我们都需要。

问: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您一定访问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并研究过他们的经验。考虑到这些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能不能说现在我们对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什么样的政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答:对于我来说,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一个最大吸引力就是与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使我能到许多很小的国家,如太平洋岛国,以及复杂和庞大的经济体,如印度、中国、巴西等,实地考察政策是如何在最高层决策的。你很快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允许政策多样性的存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需要和愿望。但是,广泛的、具有共同特点的经济规律和基本原则也是存在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67年用优美的文字写到:如果你出海航行,你可能不喜欢风浪的运行规律,但如果你因此无视这些规律就太蠢了。你没有选择,你必须与这些规律并存。经济政策也是如此。市场的某些运行规律和原则是无处不在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你应该了解并应对这些规律。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我曾经和一位瑞典经济学家乔根·韦布尔(Jorgen Weibull)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守时的文章。看到不同国家的民众在这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非常有意思。历史对于塑造人的行为极为重要。例如,印度独立靠的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因此印度人很好地掌握了用非暴力手段来捣乱的艺术。今天的印度人仍然在运用这一手段,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靠这个赶走了英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行为也受历史的影响,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可能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

问:印度当前的经济表现十分出色,原因是什么?印度经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英国的殖民统治?

答:近来,印度经济表现很好,年增长率达到7%,在全球增长走低的情况下,这种表现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概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是储蓄率。历史上,印度储蓄少,投资也少。实际上,我们过去常开玩笑说,身处亚洲的印度,其储蓄水平更像一个拉美国家。但2001年以来,印度的储蓄和投资率显著上升,大概处于32%—38%之间,这当然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增长。

另一个推动因素是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在推动市场自由化,给个人更大的空间来发挥其创造力,让市场运行得更有效率,更有创新性。这显著地提升了印度经济的活力。

对于不同的国家,历史遗留的影响不同。我个人坚信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掠夺性的,当时印度的很多资源被输送到英国。但殖民统治也是一种对外开放,印度向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开放,从中学到了很多。因此,资源掠夺确实存在,但部分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也使印度获益。

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也明显上升。您认为是否需要有一个更好和更加正式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毕竟,对于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国际公共产品,我们确实有正式的协调机制。

答:我认为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商品、投资和货币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但政府和政策仍然以国家为基础。我们看到的全球市场动荡和不满情绪等巨大挑战均与当前世界的这一改变有关。

我在印度政府工作的时候,曾有过此方面的直接经历。我参加过20国集团会议。那时候,通货膨胀是一个大问题,不仅在印度如此,在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都是这样。当时,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其他国家通货膨胀。在金砖国家会议中,我们讨论了发达国家政策对我们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全世界都应该为此采取集体行动。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必须有更多的协调,使全球经济能更加顺畅的运行。我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挑战。我可以想象某一天,美联储在决定调整利率政策之前,先咨询中国和印度央行的意见,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但这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

例如,目前有六家中央银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尽管效果不显著,但没有一个国家敢加息,因为怕汇率升值和出口下降。这时候,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需要坐下来一起决定货币政策。这只是一个例子。全球化已经如此迅速地发展,对全球政策的需求非常大。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看到更多的摩擦和政治动荡。我希望,这些政治风险可以使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聚集在一起认真考虑加强政策协调,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挑战。

转自《比较》;原标题:考希克·巴苏:经济学家的责任;作者方晋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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