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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两大怪胎——外戚政治和宦官专权

平心而论,东汉前期的光武、明、章三朝六十余年间,虽然算不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好时期,但绝对应该列入“最好时期之一”。而东汉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间,虽然算不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坏时期,但也绝对应该列入“最坏时期之一”。换句话说,整个东汉只有最好与最坏两个阶段,中间没有过渡。

导致这一奇异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东汉有两大怪胎——外戚政治和宦官专权。

外戚政治我们应该不陌生,西汉初期和中期,以吕后和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曾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了西汉后期,外戚政治发展到顶峰,外戚的集大成者王莽甚至取刘氏江山而代之,并最终引发社会的大动乱。

鉴于此,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还特意规定,“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用以防止外戚专权。刘秀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奉行这一政策。比如明帝为了酬功报德,缅怀先帝中兴创业的艰难,乃将功臣邓禹、贾复、吴汉等28人的肖像画在南宫云台之上,即大名鼎鼎的“云台二十八将”,但是,同样立下汗马功劳的马援,由于是自己的岳父,没有被收录其中。再比如大臣阎章精晓国家典章制度,工作能力突出,可就因为他的两个妹妹是后宫嫔妃,汉明帝为不破坏外戚不封侯不参政的规矩,硬是不肯提拔阎章。

当然,外戚毕竟是皇帝老婆的家人,皇帝哪怕出于夫妻和谐的目的,也不会将他们全部一棍子打死,因此东汉前期的外戚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几乎每一个外戚钱多得都能开银行。

而当一个人钱多到一定程度,通常就会在政治上有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当皇权强大时,还能扼制住外戚势力,可随着皇权的衰落,日益膨胀的外戚势力便会迅速浮出水面。

公元88年,汉章帝去世,年仅10岁的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汉和帝为章帝第四子,系梁贵人所生。当初,窦皇后侍奉章帝多年,却一直处于不孕不育的状态。她看别人生儿子眼红,就指使蔡伦(造纸术的改进者)等人四处诬陷,其中就包括梁贵人。梁贵人不堪折磨,最后自杀身亡,窦皇后则成了刘肇的继母。汉和帝刘肇当上皇帝后,由于年龄太小,就由窦太后临朝。但是窦太后毕竟是个久居深宫的女人,无论是见识还是能力,都不足以短时间掌控全国最高权力,所以她必须找几个靠得住的帮手才行。

想来想去,她觉得还是用自家人最保险。

于是,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及其他兄弟很快上位,威权一时无两,窦氏因此成为第一个左右东汉政权的外戚集团。

窦氏权势熏天,经常骄纵不法,民愤很大,这让日益长大的和帝十分不满。可是和帝处在深宫,与内外臣僚隔绝,所能依靠的只有那些与他朝夕相伴的宦官。

宦官即我们熟知的太监,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为可耻的产物之一。和中国很多其他制度一样,太监制度也可谓是源远流长——起于周秦,迄于清末民初。

发明这项制度的人最初应该没有想到太监会和政治扯上关系,他最初的目的一定很单纯:我有很多老婆,也有很多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有不少是丫鬟和老妈子无法胜任的力气活,所以我想招聘一些既能干重活,又能不给我戴绿帽子的人。

显然,太监能满足上述所有要求,因而很受高门大户的欢迎,尤其是皇宫。

太监在皇宫中,显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可由于他们非常接近权力中心,有的甚至和皇帝朝夕相处,这就使得他们常常在不经意间窃掌国柄,宰割天下,翻云覆雨。而与此同时,其本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东西也开始暴露无遗——生理上的不健全非常容易导致心理的畸形,他们一旦得势,便会疯狂地报复社会,把整个国家当作“出气筒”。

汉和帝就是准备利用这些心理畸形的人和窦氏集团叫板。

结果,他成功了。

为了表示感谢,和帝对功劳最大的郑众等宦官封侯,并准许他们参与政事。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起来,东汉由此进入一个宦官、外戚轮番专权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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