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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和市场内生互动的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引言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微观主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已全面切入全球价值链,并将加工制造领域的成本优势转变成为庞大的出口规模,这也是中国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关键因素(金碚,2013)。然而,如何从加工制造节点向产业链的高附加价值端升级,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中国本土企业并没有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路径。

从既有文献研究来看,产业升级路径总体上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依靠技术面的推动力向产业链上游升级,二是依靠需求边的拉动力向产业链下游升级。第一条升级路径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系在一起,也即产业结构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企业也逐步由技术模仿向技术追随再向自主研发升级(朱瑞博,2011)。第二条升级路径要求本土企业以本土市场为主要目标,通过挖掘本土市场的特定需求实现加工制造能力向品牌渠道能力的升级(徐康宁、冯伟,2010)。

从产业链的附加值结构来看,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环节的附加值远高于加工制造,因此,本土企业依托以上两类升级路径进行升级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学者们普遍注意到,由于大多数本土企业在前期深度切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邱斌等,2012),而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将会在技术、品牌等多个环节上对本土企业的升级行为设置障碍(梅丽霞、王缉慈,2009),这就使得上述两类升级路径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由于这两条路径都建立在朝着业已形成的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靠拢这一前提上,都要求本土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网络进一步加深与既有全球价值链融合的程度,而问题恰恰在于,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者在市场权力和收益分配格局上不可能向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倾斜,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全球价值链的掌控权。本土企业要寻找第三条升级路径,就必须跳出原有的“嵌入”和“融合”思路,在加强技术创新和扩大国内需求的基础上自主建构价值链,以实现从模块供应到系统集成再到规则设计的“建构性升级”(Constructive Industrial Upgrading)(李海舰、魏恒,2007)。

“第三条路径”区别于既有路径的关键在于其升级动力的不同,既有文献大多都把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两大升级动力割裂开来,本文认为,这两大升级动力是内生融合的。技术上的创新活动通过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提升市场需求,而市场容量扩张反过来又为分工深化和广化提供了条件,进而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更大激励。正是这种内生互动、循环加强的机制促使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得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与单纯依托技术创新或市场规模的升级路径相比,“第三条路径”以社会分工深化和广化为关键环节,可作为本土企业自主构建全球价值网络和国家层面自主构造价值空间的战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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